刘继明
 　　在“6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体当中，艾伟的写作姿态从一开始就显得有些特别，比如他同样长于书写“文革后一代”的成长记忆和历史意象，但笔触总是有意无意逸出“个人化”的叙述模式，对社会现实场景流露出某种程度的热情，同以乐此不疲地状写个人孤立处境和生存欲望为主导话语的新生代写作趣味，似乎保持着若有若无的距离。这种努力在他的中短篇作品里表现得并不充分，这也许就是文学界和读者尚未能够将艾伟的面孔，从新生代作家群中有效地区分开来的主要原因。然而，当他的长篇小说《爱人同志》问世时，这种情形可能就大大改观了。
　　《爱人同志》叙述了在战争中负伤致残的英雄刘亚军得到了前去医院护理的女大学生张小影的爱慕，两人互相倾心，最终结为连李。这样的故事在1980年代屡见不鲜，曾经是被许多新闻媒体争相追逐和演绎的热点事件。但艾伟显然不是为了满足公众对历史的窥视欲望；或者说，他叙述这个故事的真正动机决非事件本身，肯定是因为事件和当事人隐含着的人性漩涡和丰富的政治文化信息，在秘密地召唤着作家艾伟，并诱惑他以当代人的视角去“重新”说出它来。
　　对艾伟来说，这也许称得上是一次叙事冒险。他清醒地绕开了故事身上依附着的通俗社会新闻的泡沫，将叙述触角牢牢地伸入到了人物的隐秘部位，因而他才显得那么耐心，冷静，几乎到了冷酷的程度。在这儿，艾伟差不多像一个外科医生，用锋利的手术刀准确而细致地分析和剥离出男女主人公在情欲和精神幻觉上的尖锐冲突，政治和人性，社会和个人，同情和爱怜，幸福和疼痛，自尊和怜悯，光荣和孤独，等等，在日常化的生活场景与社会流变过程中不动声色地彰显出来，人的命运仿佛一块渺小的舢板，随波逐流，孤立无援，在同波涛和暗流的搏斗和较量当中，人与时代的复杂纠缠难分胜负，是注定徒劳无功的。就在这样的博奕之中，历史像戏剧布景一样渐渐远去，甚至连观众也作鸟兽散，只剩下人自己孤零零地被抛弃在了舞台上。这可谓是人与时代隐秘关系的绝妙隐喻，也是一曲无可奈何的悲凉挽歌。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不可靠性，命定的孤立无援，被揭示得如此触目惊心，以至让人读后默默无言，再也不想说什么了。
　　作为读者的我们可以选择“无言”，那么，对于小说中的英雄刘亚军和张小影这一对“爱人同志”呢？他们苦心构筑的那幢爱恨交织的小屋，被历史的风浪冲刷得东倒西歪，支离破碎；激情焚烧之后，只落下一堆随风飘散的灰烬。“英雄”和“爱人”，在脱尽历史的铅华之后，终于尘埃落定，成为了不及物，一个虚幻的“能指”，谁也无法诠释谁。这也许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身心俱残的刘亚军承受不了这种幻灭带来的打击，他即使像《卢布林的魔术师》里的亚夏那样，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也无法承受。最后，这个战场上的英雄，在时代轰隆作响的推土机步步进逼之下，在一片废墟之中，以军人特有的方式总结了自己。随着冲天的大火升腾而起，废墟凝固成了一座活的纪念碑，纪念碑之下，一个时代结束了；但是，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它真的结束了吗？
　　艾伟在《爱人同志》里编织的这根细密严实的话语绳索，是如此难解难分地缠绕在一起，让我们在物是人非的慨叹中，洞悉了那个匪夷所思的存在秘密，具有一种梦魇般幽邃的品质，但他又确乎与我们的生活境况息息相关，容不得你视而不见。
　　至此，艾伟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叙述历险，从而将其艺术个性有力地凸显了出来，并给我们带来了“60年代出生作家”试图走出狭隘单一的“原子个人主义”写作窠臼，在较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把握人的境遇的最新信息。
　　我想，这无论对于被市场审美趣味裹挟得日趋严重的当代文学，还是对于“新生代作家”的写作越来越疲沓的今天，都是值得令人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