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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伟是一个不太相信现实秩序的作家。一切现实的理性逻辑和价值规范,在他的眼里仿佛是一台台巨大而又精密的机器,它们看起来运转正常,轰鸣有声,把人们的生活搞得慢条斯理,甚至活色生香,其实这都是些假象。因为在他的笔下,你很少看到现实生活的自然形态,很少看到与我们的日常生活逻辑相吻合的存在景象。他总是津津乐道地在一些人性幽暗的区域东瞧西望,徘徊再三,像一个质朴的老农背剪着双手,在田边地头四处转悠,寻找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所以读艾伟的小说,我们总会看到许多丰饶而又不可思议的人性冲突。它们常常隐藏在各种现代文化的肌理之中,潜伏在各种传统伦理的土壤之下,而一旦走进日常生活,便展现出各种匪夷所思而又不可遏止的言行状态,并与现实的生存秩序保持着明确的抗拒姿态。像他的长篇近作《爱人有罪》,就是通过一个很小的强奸事件进入故事,然后围绕着罪与赎罪,将俞智丽和鲁建这两个受害者的人性及命运演绎得撕心裂肺。尤其是俞智丽得知强奸自己的罪犯并非鲁建,而鲁建却为此付出了八年牢狱之灾的真相后,她便以近乎极端的受虐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赎罪意愿。在这种赎罪的过程中,她的所作所为看起来一直沿着自身预设的目标前行,但是,其结果却常常事与愿违,甚至衍生出一系列新的道德负重。
值得注意的是,艾伟在对这种人性的困境或存在的困境进行执着的表达时,并不喜欢以正面强攻的方式来叙述,而是喜欢卡尔维诺式的“轻逸”,喜欢用一种灵动的、具有飞翔气质的诗性话语,来呈现那些生命中难以言说的伤痛,来展示那些生存中无法摆脱的尴尬,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喜欢那种对世界充满好奇、质询和想象的小说。我喜欢那种具有孩子般天真或邪恶的小说。我喜欢那种从深远的历史和现实中飞翔起来,具有广泛的概括能力的小说……我喜欢那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小说,这样的小说总是有勇气通过叙述抵达我们仰望的天空,抵达我们内心的神秘地带。”这种独特的审美追求,不仅改变了人性的沉重所带来的压抑和郁闷,还使艾伟的小说饱含着灵性的气质。所以,评论家汪政曾称他为“轻逸的诗人”,并说道:“你可以说艾伟没有写过一件快乐的故事,但你又不得不承认艾伟一直在快乐地讲着他的故事,艾伟所做的是如纳博科夫所说的‘使邪恶变成荒诞’和卡尔维诺所说的用幽默使对象‘失去实体的重量’的工作。”诚哉斯言!
用快乐的方式讲述并不快乐的人性,这是艾伟的叙事策略,也是他孜孜以求的“叙事风格”。这里刊出的两篇作品也不例外。尤其是《游戏房》,显示出艾伟对当下现实中普通人的生存困境的深刻洞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篇相当不错的“底层写作”的作品,至少,它比那些停留于现实表象、满足于讲述一些大众经验的小说要来得尖锐和深刻。在这篇小说中,艾伟着眼于一个痴迷于游戏机的少年心理,通过对徐小费的心理推衍,缓缓地道出了这个柔弱朴实的少年在人性上的畸变过程。
从审美意旨上看,艾伟试图表达一种物欲化的生存境域对个人成长的潜在规约,并以此展示“时代意志”对人性的强制性褫夺的姿态。所以,《游戏房》设置了两个背景:一是未成年人迷恋于游戏机的大环境,二是徐小费的家庭中母亲出走、父亲摆摊的困难处境。但艾伟并没有在这两个背景上大做文章,而是紧紧地扣住徐小费的自尊、梦想、叛逆以及青春期的苦闷等精神特点———让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少年理想去寻找对抗现实、改变命运的途径。我认为,这个逻辑支撑点非常结实。它切中了人物在青春期的某些纷乱的精神特质,并将它引入到对现实伦理的对抗状态中。于是,我们看到,徐小费沉迷于游戏机中的暴力世界,使自己的征服欲和破坏欲在一种虚幻的境界里获得了极大满足,而当他回到现实世界,尤其是面对孱弱的父亲和残缺的家庭,他又感到无比的自卑。这种人性内在的失衡,使他渴望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力量的支撑,于是他疯狂地崇拜王勃,并很快成为他手下的“哈喽”,由此开始了自己的暴力生涯。一次次地施暴,不仅让他品尝了征服的快感,宣泄了青春期的苦闷,而且帮助他建立了少年式的自信,让他在同学中赢得了威严。这种人性恶的轮回,很快让他卷入更尖锐的自我冲突之中。特别是他打了自己的父亲之后,沉重的负罪感和少年心里小小的恐惧与不安,让他在看到自己的父亲受辱时,终于悄悄地实施了暴力反击。
但我更看重的,还是艾伟对徐小费和他的父亲老徐之间对抗的鲜活叙述。应该说,这种父子之战很难传达,尤其是他们都是不太喜欢言说的沉默的人,而且徐小费还处在青春叛逆期,这使冲突的推进无疑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艾伟始终贴着人物的心理,通过“心理战”的方式,让他们在一些细微的行动中展示对抗的状态。譬如老徐将儿子从派出所领回家时的情形,老徐跟踪儿子的情形,徐小费犯事回到家里后隐藏着的惶恐等,都叙述得淋漓尽致。这使得整个小说的悲剧意蕴坚实地落在了人物的内心深处,使生存的苦难与人性的伸展构成了一种奇特的错位。这种错位无论是对我们的现实伦理还是对我们的精神启蒙,都有着尖锐的审视和反思。
《油菜花开》写了五个故事,展示了五个身处底层的不大正常的人在正常现实中的生存处境。或许也可以说,正常的现实以其特殊的伦理方式,终于让五个不同的人成为不正常的人。这里面当然有着太多的悲剧因素,亲情的,恋情的,社会的……等等,但艾伟想要探讨的,似乎并不是这些坚硬的现实如何逼人致疯,而是这些精神病人对“正常世界”的看法。这无疑是件很有意思的事———要知道,这种视点的转变意味着叙事对整个世界秩序的改变,对“病与非病”的看法的改变。说实在的,我对艾伟的这种想法很感兴趣,但是,我对他的这种散文式的写法颇感不满。尽管其中也不乏一些灵动的细节,尽管在整体叙述上他依然保持着某种轻逸的格调,而对人物的立体性观照显然不够。
在第五个故事中,艾伟曾这样写到:“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反对疾病无处不在的隐喻,认为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但福柯对疯狂却有许多诗性的理解,在福柯那里疯狂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存在,它对抗着理性,抗拒着道德和秩序。”同时他还进一步说道:“福柯的疯狂是另一种疯狂,那是强人的疯狂。我见到的这些得病的人,却是如此软弱,芦苇一样易折。这些得病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这世上最纯正的人,是一些孩子,他们在这世界庄严的秩序前面迷失了方向。现实是如此坚硬,他们黯然退场,把自己关入一个黑暗的个人天地。”[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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