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作家　差异性比共性大　　
　　马季：在“60后”作家群中，你好像既在其中又在其外，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艾伟：相较于其他“60后”作家，我的写作比较晚。1996年我才在《花城》杂志发表处女作《少年杨淇佩着刀》。而那个时候，所谓的“新生代”早已风起云涌。这大概是你觉得我身在其中又置身其外的原因。事实上，“新生代”是个笼统的概念，这一代作家的差异性可能比其共性还要大。
　　马季：童年记忆对你的写作影响很大吗？
　　艾伟：是的，我通过写作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大概有如下原因：第一，童年记忆没有刻意性，记住的肯定是对生命有重大影响的事。可以说，是带着这个世界的原型的那种记忆。这些记忆或多或少带有这个世界未解的神秘性存在，本身具备“文学性”。第二，童年记忆有其不确定性，是可以任意改装的，这些记忆更具创造的可能性。不像成年以后，我们的记忆会像一块石头一样坚固，不易改动。
　　马季：有人说你是一个热衷于思考的作家。我觉得气质对一个作家来说可能更为重要。当然，这是两个向度的问题，一个是后天形成的，一个是与生俱来的。对你来说，哪一个对你的创作影响更大呢？
　　艾伟：作家的个人气质当然是很重要的。我想任何一个作家，在他的小说中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他的气质，他的趣味，他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但我以为这个气质有时候也不能太露。特别是小说写作，如果过分强调所谓的气质，会使小说显得风格化。风格化会使一个作家醒目，但也会使作家越走越窄。我希望自己是个相对庞杂的作家，这样会显得大气些，并且能使写作有更多的可能性。
　　世上有两类作家，一类更多地凭借经验写作，另一类更多地依赖于想象。我想，一个作家最初的写作一般来说都属于经验写作，是建立在个人经历基础上的，可能同生命中某个绕不过去的事件有关。总之，一般会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但一个写作者的经历即使再丰富毕竟也是有限度的。所以，从个人经历出发，去探询及理解这个世界，是一个写作者想要持续写作的必由之路。
　　我对人性内部充满好奇
　　马季：我觉得你对人性的模糊地带有高度的兴趣，那里隐藏的伤痛和兴奋是很难把握的，它构成了叙事的难度和深度，但搞不好也是个陷阱。你说呢？
　　艾伟：是的，我是一个对人性内部充满好奇心的写作者。小说的写作大致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故事的方向，或者是人物命运的方向。另一个就是向人物内心掘进的方向。前一个方向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因为有故事、有情节可以依靠，大概任何写作的人讲一个故事都不是太成问题的。但后一个，即向人物内心深处那个向度上进发的写作，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它的根本问题是，可能你写了一页，但叙事是没有任何进展的，还停在原处。如果处理不好，会给阅读带来障碍。有些作家，在处理这个向度时，采用弗洛伊德以来的心理学方式，靠意识流的方式或某种程度上错乱的方式呈现。这些方式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我的做法是更多地把人物内心最隐秘的部分转换成身体的感觉，把内心转换为外部冲突，转换为情节，从而对人的外部行为作心理意义上的捕捉。我发现这种方式比较适合于读者阅读。
　　马季：地域文化对作家产生一定影响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苏童是被举例较多的作家。有个朋友曾经和我讨论过《去上海》、《小姐们》中的南方“魅惑力”。你作品中的广泛隐喻性是否与江南文化传统有某种关联呢？
　　艾伟：我不清楚作家生活在某个地域是不是真的会对他的叙述形态产生影响，我想这种影响可能因人而异吧。我想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住在南方，你们首先就把我们意象化了。意象或者符号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它因为简单而深入人心，可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
　　大家都说苏童作品里有很强的南方味道，可我阅读苏童时，却感受到一种美洲大陆的气息。很奇怪。
　　文学离不开当下
　　马季：你好像提出过文学要有干预现实的力量，能就此展开谈一谈吗？
　　艾伟：这句话当然不是普遍真理。事实上，不干预现实的文学也有伟大的作品。我这样说是有语境的。这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们对小说艺术的看法有关。那时，我们在学习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即在所谓的先锋实践时，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形式上，并以形式的名义走上了一条所谓“纯文学”之路。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文本，可以发现，当时的写作喜欢把历史和现实的背景虚化，在某个封闭的环境中，去探讨所谓永恒的人性。当时的口号是给文学减负，承担它能够承担的。
　　其实现代主义文学一直有一个反思社会、反思人的处境的功能，但这一点可能被我们忽略了。文学肯定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我们活在这个时代，这样一个环境，肯定离不开当下面临的问题。今天人们所面对的精神问题，人的处境肯定不同于以往。而我们应该关注这不同之处。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想提醒大家，我们是不是对文学有一种狭隘化的理解？对所谓“纯文学”的理解是不是存在一种想当然的惯性？如果文学具备社会反思能力，我们为什么不能让文学去承担这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