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

　　艾伟：一九六六年出生。主要作品有：长篇《爱人同志》、《越野赛跑》，小说集《乡村电影》、《水中花》、《小姐们》、《水上的声音》等。其作品主要将“生命本质中的幽暗和卑微”作为叙事聚焦的对象，作为“存在的勘探者”，其作品充满了人性关怀。曾获得《当代》文学奖，全国大红鹰文学奖，浙江省首届文学之星奖等奖项。部分作品译介到国外。

　我们都拥有绝处逢生的能力   
　　记者：作为一个新锐青年小说家，你觉得自己的小说与同代人（如麦家、李洱、东西、李冯等同时期冒出来的小说家）的小说有什么特殊优势？   
　　艾伟：优势谈不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吧。要说我的特点，我自己觉得比较注重小说的情感说服力，即当人物从这种状态发展为另一种状态时，每一步都比较结实，所谓“正面强攻”。其次，我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比较不屈不挠。我对人的内心深处的秘密充满好奇和探求的兴趣。另外，我喜欢让我的小说在这个时代的各种复杂关系中展开，比较注重探讨个人在时代中的处境。   
　　记者：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爱人有罪》，在网络上连载并且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小说源于罪与罚、情与理的尖锐冲突，同时又指向某种传统伦理中有关救赎的命题。你在构思这部小说时，是想表达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   
　　艾伟：我是个比较喜欢反思时代反思现实的写作者，我的写作肯定是这种反思的结果。我思考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性面临的问题。俞智丽在自我折磨中获得崇高感，我称之为一种“绝处逢生”的办法。在鲁建和俞智丽构成的权力关系中，其实是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社会的某种权力关系的。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拥有“绝处逢生”的艺术。这当然只是隐喻。小说仅有隐喻是不够的，必须有生命内在的丰富性。因此，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去理解及挖掘俞智丽的内心世界。越写到后来，我越喜欢俞智丽，我感到疼痛和忧伤，还有一种生命的无力感和慈悲情怀。   
　　总的说来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认为人是无从解脱的。任何哲学都解决不了人面临的问题，小说当然也解决不了。但叙事可以对人投去温柔的一瞥，见证这个悲观世界中某些温暖的软弱的时刻。   
　　关注男女关系中的阴影部位   
　　记者：《爱人有罪》中的人物都很有意思，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其中有一个次要人物王世乾，解放前是地下工作者，“文革”时被人刺瞎了双眼。可这个瞎子去洞悉一切，掌握很多人的秘密。你为什么设置这么一个人物？   
　　艾伟：设置王世乾这个人物主要想连结我们的历史。他的身上有一种叫做“仇恨”的哲学，他被刺瞎双眼后一直在寻找那个刺他的凶手。他一个都不放过.我以为这种“仇恨”的哲学影响深远，它依然像幽灵一样在今天的生活中出没。   
　　记者：据说，近些年来，你一直在潜心创作《爱人三部曲》。能否谈谈，为何从“爱人”这个具有丰富内涵的语汇出发，来构思一种系列性的长篇？它们在立意上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   
　　艾伟：所谓的《爱人三部曲》，我已写了两部，第一部叫《爱人同志》，第二部就是刚刚出版的《爱人有罪》，第三部暂时定名为《爱人再见》。要说主题上的关联，我想，就如“爱人”这个名词，都是探讨男女关系的，特别是男女关系中的阴影是我感兴趣的。但每一部的主题各不相同。《爱人同志》主要探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价值观的演变对人性产生的影响。这种演变把一批一批的人抛离了舞台。《爱人有罪》则主要反思社会暴力对人性的伤害，这种伤害甚至深入到两性生活中。但小说比这个主题要丰富，因为有一个关于救赎的主题，这个主题是对这个没有信仰的肉感的时代反思的结果，是具有批判性的。《爱人再见》还没有写出来，会反思政治对人性的影响。   
　　“爱”从来就不平等   
　　记者：你的小说里写的爱，基本上都是绝望的，冷的，你对现实生活中有关“爱人”、“爱情”以及情感欲望也一贯是这样的观点？   
　　艾伟：我相信爱是存在的。但“爱”从来就不平等。怎么说呢？相爱中的男女双方从来不是等量付出，必定是一个人付出的爱超过另一个。而主导者或者说掌握“爱”的权柄的人却往往是那个付出少的人。所以，“爱”得越多，感受到的痛苦越多。这是“爱”这场人间游戏最残酷的地方。但这不是说那个更“爱”者是无私的，表面上的形态看上去确实很无私的，其实都是在爱自己。在“爱”中的人，其实都把对方当成自我的一面镜子，希望照见那个完美的有尊严的自我。于是两性之爱转换成自我确认的一种方法。这是爱的秘密。也许有超越男女之爱的更大的“爱”存在，可老实说，中国人比较少这种类似宗教情怀的情感。至于欲望，那要简单得多，只要生理成熟健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