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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肉体的死亡与灵魂的飞翔
艾伟的小说常出现死亡主题与飞翔、飘游等意象,在《标本》等小说里有明显体现。《标本》里的天柱是个具有超自然能量的地方,遍地天蛾、石蝇、大蜓、鹿角锹等飞虫。故事虽短,人物却多:一个被称为“亚热带”的女人,一些被称为“北回归线”的男人,一个有天蛾一样的眼睛、喜欢夜间去听房的小伙“半雌雄”,成为逃犯的昆虫学家马大华,追踪逃犯的警察,警察的妻子赵小莲,赵小莲的情人罗为民……在赵小莲的眼中,警察就像“一只只在黑夜中出没无常的蝙蝠”,飞来飞去的,没有定点。赵小莲在雨夜狂乱中,觉得她的灵魂与某种垂死的气息一起从体内渗出,“在不远的地方飞翔”。然而飞翔是多么地短暂,没有人能够永远处于飞翔的感觉中,那个时刻被现实纠缠着的身体,过不了多久就会“醒”过来,发现四周重又嘈杂不堪。
叫半雌雄的小伙子像壁虎一样贴在黄泥小屋的北窗上,向室内偷窥,发现亚热带和北回归线“癫狂到不可抑制”时,用虫子一样轻柔的羽翼飞动着。无论是交配后各奔东西的鳞翅目昆虫天姬,在飞翔中进行交配、姿态丰富的鳞翅目昆虫短尾花蛾,一半为雌一半为雄、撞岩自杀的蝴蝶,还是在性交中变成虫子、进入飞翔的人,艾伟不动声色的叙事都让人在震惊于性本能与死本能的超常魔力之余,嗅出来自人性深处的渴望飞翔的超越本能的一缕奇香。没有人能够摆脱性本能与生死本能,但只有绝少一部分人能够穿越生、死、性、爱,进入飞翔的诗性空间。
艾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越野赛跑》延续了《标本》的超现实性与诗性共存的特点,但叙事跨度更大,跳跃更多。艾伟用一种孩子式的热闹、想象和放纵使行文汪洋恣肆,因此小说被认为具有“浓郁的飞翔气质”。“好的小说总离不开一些诗性的成分,总是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飞翔气质。这种气质常常引领着叙事不断地沉人生活又超越生活,与现实紧密相连又抗拒着现实自身的一成不变,使叙事不断地进人人类生存的各种可能性状态,甚至拓现出各种广袤的、不可思议的审美空间。”①洪治纲指出《越野赛跑》中两个具有飞翔品质的载体分别是:一匹军队留下来的马,一处总是发生奇迹的天柱山谷。前者是动态的,后者则是静态的。叙事在一动一静之间穿插跳跃,使所指从日常生活中飞升起来,形成超越于现实的诗性品格。因此,称《越野赛跑》为一部具有类似于卡尔维诺、卡夫卡、布尔加科夫等大师式的“打通现实和幻想界限”的小说,并不过分。
小说叙述了一匹马和一个村庄及与村庄相对应的想象世界——天柱(《标本》中的故事也发生在天柱)。在艾伟的构想中,天柱是一切奇迹的源头,也是灵魂的自由栖息之所。小说表层采用一种写实性话语及纯粹的讲故事的叙事语式,深层则是大量隐喻性的审美意象,使得这部小说既有神话叙事的某些色彩,又带有浓厚的魔幻意味。因此,《越野赛跑》集中地体现了艾伟小说的多元化审美品格。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陈荣力指出艾伟小说“在自由、灵动、潇洒的大写意的同时,并蓄着一种严峻、深刻、新奇的写实;在包含着象征、隐喻的喧哗和骚动中,更蕴藏着一种尖刻、锋利的反讽和拷问”②。小说让小荷花变成马儿,让守仁一枪打死了在马儿前飞来飞去的天使般的小姑娘,又设置了多次人马赛跑的场景。这些超现实的场景,象征式地展现了人类的某种境况,在汪洋恣肆的叙述中蕴含着强烈的反讽意味。“艾伟采取平静而自信、间离而透彻本质的叙述方式,他创造的现实——童话模式的小说世界,他编辑的大量有意味、有实感的小说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习以为常的生活中令人惊骇的深处。《越野赛跑》不仅是艾伟至今最好的小说作品,也堪称近几年来我国当代长篇小说新作中的优秀之作。”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聂震宁的评价,极有水准地掂量出《越野赛跑》所具有的分量。
二 寓言的故事与隐喻的手法
与《越野赛跑》的奇幻色彩不同,稍后出版的《爱人同志》具有写实与寓言的双重维度。在故事层面上,《爱人同志》始于英雄、爱情、掌声,终于凡人、婚姻、灾难,初看不过是一个简单的主题先行的悲剧故事。然而,艾伟执着地将这一故事中的人性内容与政治信息解码,还原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悖论,由此引发我们思考日常生活对于人性所具有的无形而又强大的消解力。男主人公刘亚军,一个屡建战功的侦察兵,因触雷受伤而成战争英雄。女主人公张小影,来自中等专科学校,与花季女生们一起到医院里提供义务服务,“死心眼”地喜欢上了刘亚军……他们两人的事被一个喜欢舞文弄墨的病友写成“歌颂心灵美及无私的爱情的报道”后,引来了大大小小的记者。这对被媒体塑造为“过着甜蜜的热恋生活的情侣”开始了另一种生活,一种被某种力量控制着的生活。他们的婚礼、工作、住所、报告统统都是“有关方面”进行安排的。甚至去参加报告会时穿什么样式的衣服也由不得自己……有意味的是,作为英雄的刘亚军并不认同英雄的美誉,因为致残的真实原因是由于在一个堡垒里偷看一个女人赶蚊子;张小影也决不是一个圣母,她与刘亚军的打闹、斗气、咒骂有着最最世俗的一面。
洪治纲认为《爱人同志》成功地将生命还原成一种具有丰饶的人性质感与鲜亮的生活情趣的坚实形象,正是因为看到了作者对于“英雄神话”的质疑与解构。但《爱人同志》并不仅仅只是为了颠覆“英雄与圣母”的神话,而是为了穿越日常生活层面,挖掘人性深处桀骜不驯的生命力渊源怎样在世俗的成见与偏见、时代的流变与操纵、两性的爱恨与争斗中,渐渐扭曲成为一种毁灭性的悲剧力量。
刘亚军的身上有着不顾一切的极端化的蛮性,这既是让他成为英雄的原因,也是导致他的悲剧的原因之一。与此相对,张小影身上则是一种极端化的韧性。她对于刘亚军的“死心眼”式的极端奇特的依恋连英雄们也难以理解。两人之间有着一种相通的原始的生命气息,一种无可理喻的韧劲。他们对幸福的体验不是鲜花与掌声,而是在打打闹闹、抱头痛哭中体味到的生死相依的感觉。然而,随着外在力量的不断介入,两人之间却出现了误会与隔阂。刘亚军在黑暗的房间里窥视张小影,他看到张小影的影子就像一只“飞翔的蝙蝠”。这一意象既是刘亚军渴望飞翔的写照,同时又无情地预示了飞翔的不可能性。随着儿子的出生,张小影的爱在刘亚军眼中被无情地“瓜分”了,而世人对于刘亚军性能力的怀疑更使刘亚军备受污辱。当生活无情地粉碎了刘亚军试图分担生存压力的努力,当张小影把刘亚军捡来的垃圾扔掉,当她把他关进黑房子,当性能力 (刘亚军用来证明自己存在的惟一方式)也无情地丧失了,就连所住的房子也要被拆迁时……刘亚军还能做些什么?曾经被拥戴为“英雄”的刘亚军觉得自己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孤魂野鬼”,成了“废物”、“微尘”……小说最后以刘亚军纵火自焚为结局,这既是时代生活的必然,同时又是性格发展的必然。
这一悲剧性结局,具有寓言与隐喻的意味,它引发我们对“人性和时代、和时代意志之间”存在着的无比复杂的纠缠不清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思考。李敬泽认为《爱人同志》是2002年我国最好的三部长篇小说之一,这一论断也许会引起争论,但把《爱人同志》定位为一部“击中时代深邃部位”与“击中人性深邃部位”的作品,则无疑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艾伟深感目前小说写作充满了“小事崇拜”,普遍缺乏对时代对现实作整体性发言的气度,缺少一种面对基本价值和道义的勇气。面对道德平台、价值平台相对较低的现状,作家们应该怎么做?这是他常常思考的问题。《爱人同志》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与挑战。
《爱人同志》质朴平实的叙事,使很多人视这一小说为“新生代作家转型的代表之作”。艾伟的小说叙事始终有着浑厚的关注现实的维度,有着沉甸甸的质感。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沉甸甸的底色,才愈加反衬出人物试图逃离现实、渴望飞翔的内心气质。因此,艾伟的作品具有双重的叙事维度和叙事气质:在形而下的层面朴实、严峻甚至有些沉重,在形而上的层面却又轻盈、飞翔、超凡脱俗的诗意倾向。荆歌在阅读艾伟的《爱人同志》这部作品时,认为他看到了“在人物不断下滑的同时,有一种文学的品质在一路上升”。这一表达实质上就是对艾伟作品的双重维度和双重气质的读解。
三 人性的悖论与生存的失重
2004年1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艾伟中短篇小说集《小姐们》,6个原本散落于国内各大文学刊物的中短篇小说结成此集。这些小说在展现人性的丰富复杂上各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中篇《小姐们》曾经发表于《收获》2003年第2期,被名家推荐为2003年最具阅读价值的中篇小说之一。这个中篇展示的人性深度较艾伟以前的中短篇又有明显飞跃。
故事设置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起因是冯家母亲去世了,弟妹们打电话让城里的大姐兆曼回家操办丧事,作为老板娘的兆曼带了6个“小姐”回乡奔丧。这一小说的故事情节简单,脉络清晰,不像中篇《水中花》一样充满悬念与诡秘,但故事的内涵却极为丰富‘。冯母的葬礼是故事的明线,“小姐”们的出场与退场是故事的暗线,小说围绕着这两条主线,在不长的篇幅里把冯家兄弟姐妹的生活历程、喜怒哀乐与少年红宇置身于“小姐”们青春与肉身的刺激下所萌生的朦胧性意识渐次展开。小说向我们展示了生活的种种悖论。
首先是关于“小姐”的悖论。“小姐”这个称谓常常指称的是现代性服务业的女子,在众多人眼里她们多是风尘女子,然而在14岁的少年红宇、五十多岁的冯家长子兆根等人的眼里,她们则是“天使”。她们身体相当好,脸蛋也光鲜迷人,看上去清清爽爽的,秀丽,活泼,青春洋溢。红宇觉得她们把这个死气沉沉的葬礼照亮了,他的心头好像有一种春天的嫩芽的东西长了出来。当“小姐”们在水潭里赤身裸体地戏水、洗澡、撒野时,水面上的薄雾在她们身边绕来绕去,那幽幽的戏水声一直在红宇耳边,“好像来自某个神秘的深处,又透着纯真的气息,就好像那里就是天堂本身”。躲藏在潭边石头后面的兆军,一会儿叫她们是婊子,一会儿又当她们是天使,他想象着她们这样赤身裸体地在村子里走来走去,村子一定会变成天堂。被捆绑在床上的兆根,则顺着空气中她们的气味,看见了她们像天使一样展开了洁白的翅膀,在水潭的上空飞来飞去……所谓“小姐”,究竟是“天使”还是“婊子”,或者既是“天使”又是“婊子”,或者既不是“天使”又不是“婊子”,全在于“一念”之间!
其次,冯母与子女之间也充满了种种悖论:父亲在兆军出生那年就死了,母亲含辛茹苦把几个孩子拉扯大,生活把母亲塑造得刚毅、专制、粗暴、任性。她要子女心甘情愿服从她,甚至不惜剥夺子女的幸福。冯母用“老死不相往来”的“黄牌”将与男人私奔的大女儿兆曼永远隔绝在家门之外。母亲身上其实只有雌性动物哺育、保护后代的本能,却缺少真正的母爱。她一方面处处护着小儿子兆军,用溺爱恩宠纵容了他“二流子”式的德性,另一方面却用“铁手”一样的强力控制了大儿子兆根与小女儿兆娟的命运。在这种畸形控制之下,本应美好的亲情变得狰狞可怕,人性变得复杂阴沉。小说用肉欲的压抑与放纵这两种极端形式来展现子女对母亲的顺从或反叛的结果。
兆曼与兆军,虽然个性迥异,但都不约而同地先后出现在放纵肉欲的这一极。兆军曾经去大姐店里帮忙,有小姐主动找他睡了觉,从此他成了一个浪荡公子。他最得母亲宠爱,骨子里却最不把母亲放在心上,母亲的死亡对他来说也许还不如一个阴雨天来得让人沮丧,在停放尸体的厅堂里,他一心想着抚摩姑娘柔软的胸脯,占一点小便宜。道士做法事时,他带姑娘们一起消失,与村里男人一起胡作非为,干起性服务中介的行当。兆曼在个性上最接近、最理解母亲,然而由于二十多年前没有得到母亲的允许就与一个跑单帮的男人私奔,父亲在被母亲打发去找她的路上不幸车祸而死,母亲恨透了兆曼,发誓一辈子不见这个女儿。兆曼的脾气同母亲一样固执,只有她敢于挑战母亲,与母亲对着干。母亲直到死时还在恨她,交待其他子女不要兆曼回来参加葬礼。但母亲绝没料到葬礼却在兆曼的指挥下圆满完成。兆曼在城里开店做老板娘,成为色情行业的经营者与牟利者,她甚至带了6个“小姐”来给母亲扮孝女哭丧。然而,哭丧的“小姐”的特殊身份,以及葬礼期穿插着的男人们与“小姐”们的胡作非为,无意中颠覆了葬礼的肃穆,解构了行孝的用心。
兆根与兆娟,同属肉欲压抑的一极。兆根是个孝子,事事由母亲做主。母亲卧床两年,全靠他心甘情愿的端茶送饭,擦身倒尿。即使母亲拿他出气、打骂,他也逆来顺受,成为太监一样惟命是从的人。他五十多岁了却没抱过女人。当他的脑子里出现乳房与屁股,就会犯上“花癫”病,去追村里的妇女,但母亲一声吼叫,就会让他还过魂来。母亲死了,他的性意识复苏了,竟然拿着剑去挑“小姐”们的裙子……欲望的压抑与爆发,成为左右兆根的内在悖论。他在常人眼中正常的时候,其实温吞吞得像一个被阉割过的太监,当他体内那种被过分压抑的“力比多”终于爆发出来时,却又成了犯病发癫的状况。
兆娟尽管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也无法摆脱母亲的威权,母亲是她生命中的另一个主宰。兆娟师范毕业后本可以留在省城,但母亲一定不愿意子女在外面,兆娟屈服于母亲的意志,冒着牺牲前途、爱情之险回到闭塞的村子,然而母亲并不因此而高兴。城里长大的男友也随她到了小村,但结婚一年就呆不下去而调走了。后来的小李老师默默关心兆娟,她却只能回避这种热情,在无从把握中备感生命的空虚与无奈。兆娟觉得她与孩子红宇的不幸都是母亲造成的,然而母亲走了,不会为此承担任何责任,甚至没给她一个安慰的说法。
母亲的死带给子女的悲哀并非在于她的肉体消亡,而是在于使子女们的生存进入一种失重的状态。面对母亲的死,兆娟有一种整个身心被抽空了的无处归依的感觉,她突然觉得她为母亲曾做的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甚至有一种荒谬之感。兆曼本来总觉得她和母亲之间存在一场持久战,母亲死了战斗结束了,但谁都没有赢,兆曼突然感到所有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兆根心里,母亲本来像一件威力无比的东西镇在那时,母亲死了,兆根就感到身体飘了起来,像一根羽毛在天上飞。失重是灵魂得不到飞翔,找不到方向的一种状态,心灵在庸俗荒唐的现实中永不可能出现飞翔的美好境界。
小说的最后一段中,少年红宇比以前更用功地读书,他想将来到城里去。母亲根本不能懂得儿子想进城的动力有一部分是来自“小姐”们的性启蒙。小说展示了另一种悖论:受过教育,身为教师的母亲并没有在爱、性、幸福等人生问题上进行深入一步的思考并对孩子有所引导,而仅仅是对儿子用功读书的表现“非常满意”。教育何为?如果人生中的爱、性、幸福诸如此类非常重要的问题都忽略得干干净净,我们又怎么指望未来的人是全面发展的健康人?艾伟对人性与生存的追问在此更加深人。
注释:
①洪治纲:《诗性的复活》,《文学报》2000年7月20日。
②陈荣力:《熟悉又陌生的“赛跑”》,《上虞日报》2001年1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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