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
    4月，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5月，访问柬埔寨、越南、蒙古。8月，接见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等，提出对日贸易三原则。8至9月间，主持制定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在翌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10月1日，和缅甸总理吴努签订中缅边界条约。

    1961年——1970年

    1961年
    1月，率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4至5月，到河北省邯郸地区农村调查研究。10月，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1962年
    1至2月，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在会上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指出：“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3月，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戏剧创作会议上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并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4月，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致闭幕词，着重讲我国国内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提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11月起，主持领导尖端科技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

    1963年
    1月，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2月，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阐明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点立场，随后访问了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

    1964年
    1至2月，访问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提出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10月，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提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宣布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我国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分两步走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1965年
    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全国委员会主席。3至4月，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6月，访问巴基斯坦、坦桑尼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7月，到新疆视察。

    1966年
    3月，赴河北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慰问。6月，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5月后，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中，为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继续进行，为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

    1967年
    1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讲话。2月，主持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会上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批评。7月，在江青、康生等煽动下，“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外成立“揪刘（刘少奇）火线”，围困中南海。“揪刘”活动持续近一个月，周恩来多次批评“造反派”，并坚持不搬出中南海，使他们的罪恶企图未能得逞。

    1968年
    极力维护工农业生产，制止武斗，解放干部，促进联合。12月4日，向新华社指示：对外宣传中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

    1969年
    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9月，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举行中苏边界谈判、防止武装冲突等达成谅解。

    1970年
    4月，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6月，批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

    1971年——1976年

    1971年
    3月，访问越南。4月，指出：否定一切“是极左思潮”。7月，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秘密会谈。9月13日起，连续三天三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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