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前三个月，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达山西，与阎锡山商议八路军入晋后的作战原则、活动地区；发动平型关战斗并获大捷；促使国共合作进行忻口会战；并及时部署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做了很多工作。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等组成中共长江中央局，领导中国南方的共产党组织。中央还决定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中共外交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周恩来在武汉时期，由于国共合作的需要，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领导第三厅开展深入人心的抗日宣传工作，大大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并且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长江局恢复和建立河南等十三个省的共产党省委或省工委，开辟了中国南方的共产党工作。在和国民党的多次谈判中，由于蒋介石的反共立场，国共关系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国民党的五中全会后，开始了有计划、有领导的反共活动。为了加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需要在重庆设立中央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管辖华南、西南各省党的工作。周恩来还是中共中央驻国统区的代表。他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起起反共事件，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斗争，坚持了国共合作，制止了反共逆流，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日投降的危险。他广泛团结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坚持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针对国统区的险恶环境，周恩来及时转变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并提出一套坚持隐蔽精干方针的原则、方法，在使中共地下党成为坚强的战斗的组织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本着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方针，继续和国民党谈判；团结民主人士，开好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组成三人委员会，进行军事调处。

经过一系列工作，使国统区广大人民认清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蓄意发动内战的面目，巩固和发展了革命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期间，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在和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全国战场；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开辟第二条战场；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发展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民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等方面都作出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后为国务院总理，直至1976年逝世。这期间，曾兼任外交部长，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他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他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精心的规划和巨大的组织工作。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头几个五年计划都是他主持制定和组织实施的。他对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给予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1955年在亚非二十九国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推动历史性的万隆会议为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万隆精神显示了伟大的生命力。他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他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尽量减少各条战线的损失，保护了大批党内外干部和其他人士。1972年他患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在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在本世纪内中国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号召。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广泛的悼念，到4月上旬（清明节前后）发展成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全国范围的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抗议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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