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墨迹本行书尺牍风格之析探
        风格，是艺术创作中最高境界，而形成风格的主客观因素，除了时代、地域和书体的演进之外，书法风格的形成与变化，最重要是以书家个性气质为审美的趣尚，通过书家的艺术才华，作品载体得以充分表现。
        (一)时代风尚：书体发展到魏晋时期，正是行书成熟和流行的时代，唐张怀瓘《书断》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王羲之、王献之并造其极因焉。”注61因此晋帖，大多是以行书为名。行书的美是一种行云流水的美，它不是激流飞瀑，而像一泓清溪，行于其所当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清刘熙载《艺概》载：“行书行世之广，与真书略等，篆、隶、草皆不如之。然从有此体以来，未有专论其法者。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知真、草者之于行，如绘事欲作碧绿，只须合青、黄，无庸别设碧绿料也。”注62更说明了行书的风格美，线条流畅，居静法动，是一种简而动的动态美。此种书体，和魏晋人士的精神哲学，爱好自由、重视自我价值的表现，能相得益彰，配合着此一时代的脉动，使得晋代成为尚韵的主导时代，就文学、哲学、艺术等都离不开这一尚韵的风格美，从王羲之的书法风格，即能窥知这种特殊的生命情调，文化精神，清刘熙载云：“古军书以二语评之，曰：力屈万夫，韵高千古”注63，说明晋书之美，是韵度与力度的统一，宗白华更进一步的阐述：“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注64且因位居江南，其秀丽山水的陶染，使士人在大自然的洗礼下，在玄学气氛的笼罩下，创造了一种符合时代审美观的书体，具有自然而超脱的抒情性，不同于汉魏书法所具有的质朴雄强风格。

        （二）个性自觉：魏晋时期，个性解放的思潮，在书画艺术方面的反映，南齐王僧虔提出：“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这种神彩，是因人而异的，是个性在作品中的情韵表现。唐孙过庭也言：“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刚柔以合体，忽劳逸而分驱。或恬澹雍容，内涵筋骨；或折槎枿，外曜锋茫”注65，深刻认识到个人的性情对书法风格有着主导作用。东晋书坛，是以王羲之为主要精神领袖，（俞松《兰亭续考》卷二录李心传跋）云“汉魏以后法书，东晋以为第一；就晋人论之，右军又为第一。”而羲之尺牍作品，就是个性自觉的最佳代表，今以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为参照系，将王羲之墨迹本行书尺牍之风格，概略分析：
1、自然：俱道自然，宛然天成─在行草书的领域，王羲之的作品如〈丧乱帖〉，极富游丝缥缈或虫穿蠹蚀之致，颇得天趣，包世臣云：“及见华亭覆《澄清堂帖》载右军“又顷水雨以复为灾彼何似”两行十一字，叹其如虫网络壁，劲而复虚，真吴郡所谓“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所能成。”因信高坐两行素书入神，高闲以下中只可悬之酒肆。“注66除此之外，王羲之书风的自然美，更表现如行云流水，清刘熙载《艺概》中用“因物”两字来概括，乃是从宋苏轼《滟滪堆赋》中“唯其不自为行，而因物以赋形”得来的，即“右军书，因物付形，纯任自然，到得自然之极，自能变化从心， 涵盖万有，宜其俎豆千秋也。”注67

2、冲和：钦之太和，冲淡蕴藉─冲和具有虚灵平和、冲淡蕴藉的品格，意态静穆，境界深远，举之可见，求之已远，而王羲之的〈何如帖〉、〈奉橘帖〉就是冲和美的杰作。唐张怀瓘《书估》评二王父子之书云：“子为神骏，父得灵和”注68，灵和即接近冲和，而就羲之人格言，以儒家的标准，是“中和”，是人格美的最高理想境界。

3、沉着：如锥画沙，力透纸背─王书作品，“一塌直下”，用形象化的说法，即是“如锥画沙”，晓得羲之是反对笔毫在书中一画直过，直过就是毫无起伏地平拖过去，因此对于一塌直下的塌字，了解到是取“涩势，在于紧駃战行之法”注69。东汉蔡邕的《九势》云：“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注70而王义之更从“横鳞，竖勒之规”注71的笔诀中，得此妙法，后人在学习王字时，往往只得其皮与其骨，而无更深入发现内蕴之精神。

4、姿媚：美人婵娟，不胜罗绮─在书法美的历史流中，被明确地用“媚”来加以品评的书家，王羲之是为表率，由于创造妍美流便的书体，一个“媚”字就和他形影不离地绾结在一起了，清钱泳在《书学》中云：“一人之身，情致蕴于内，姿媚见乎外，不可无也。作书亦然。古人之书原无所谓姿媚者，自右军一开风气，遂至姿媚横生，为后世行草祖法，今人有谓姿媚为大病者，非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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