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王羲之墨迹行书尺牍略述

        一、本文行书之定义：
        行书，南朝齐王僧虔《论书》中所言 “钟公之书谓之尽妙，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书，最妙者； 二曰章程书，世传秘书，教小学者也； 三曰行狎书，行书是也。”注36而唐张怀瓘的《书断》结合正书说：“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间流行，故谓之行书”注37到宋姜夔，在《续书谱》更将行书定义为“ 魏晋行书，自有一体，与草书不同。大率变真，以便于挥运而己。草出于章，行出于真，虽曰行书，各有定体。注38总之，行书是在正书的基础上，行笔的速度稍加流动，发展而来的，恰如苏轼所言“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张怀瓘在《书议》中言“夫行书，非真非草，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注39所谓真行，是近于真而纵于真，如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所谓行草，是近于草而敛于草，如王羲之〈丧乱帖〉。

        汉末魏晋，是草、行、真书这一大体式的定型而告结束，且产生了王羲之这一位集大成者，从其书法承钟繇之笔意，如〈姨母帖〉用笔之沉厚含蓄、结体之拙朴天真，且有些字以横向取势，但撇、捺、勾趯的隶笔己很少见了。到〈平安帖〉、〈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频有哀祸帖〉己完全无钟法，结体以纵向取妍，巧妙多变。得知王羲之新体行书，己将钟书那股质朴的古风，趋向于规定化、妍美化。南朝宋虞龢《论书表》将钟繇、张芝与二王作一比较，指出“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常情也。”注40了解到钟“质”和王“妍”这两大笔势是一脉相成的，但却有着不同的书美意趣。对于行书的的历史源流，本文行书不加以探讨，而着重于王羲之的行书，作为新体行书的发轫。

        二、墨迹本之定义
        在宋以前，“拓本”与“搨本”所指的完全是不同的，“拓”指在碑刻墓志或金、铜、砖瓦等器物上用墨椎拓的过程，其特点是点画白而底版黑；“搨”则指在真迹上覆上纸、绢，向光照明，“双钩填墨”的复制过程，其特点是与字画原迹一致。于是在刘宋时代即有搨摹复制，初期用薄纸摹写，容易渗墨有损原迹，后改用厚纸复制，而逐渐改良，到了唐代，摹搨技术，已使用“硬黄”制作，由于用纸大率麻、茧所制，纸质粗而厚，对摹搨而言既不平整、透明度也差、于是在纸上涂黄蜡，加以烫平，纸变硬而莹亮，便于描摹。现存王羲之真迹的拓本，数量甚少，所谓真迹，大多是用此法摹制而成的。

        三、尺牍之风行：
        东汉时立碑极滥，至魏武帝下令不得厚葬，并禁止立碑，清刘熙载《艺概》中写道：“晋氏初禁立碑，语见任彦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宋羲熙初，斐世期表言：碑铭之作，以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俗敝伪兴，华烦已久，不加禁裁，其敝无已。则知日视立碑为异数矣。”使行书普行于信扎以及一般文书中，宋欧阳修认为：“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引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愈益无穷无尽。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注41王羲之的新体书，于晋代流下许多盖世佳作，后世虽无法一赌真迹之原貌，但风格多变、内容丰富的尺牍，还是能让我们心领神会，略知其一二也。尺牍作品，是羲之信手拈来，抒写而成的，其情也摰，其意也真，虽内容大多是柴米油盐、日常起居，但各件尺牍之间的风格差异颇大，令人叹为观止，得见其神采焕发，自然有趣，清周星莲〈临池管见〉有一语可作解语：“废纸败笔随意挥洒，往往得心应手。一遇精纸佳笔，整襟危坐，公然作书，反不免思遏手蒙。”注42

肆、王羲之墨迹本行书尺牍风格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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