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学思想
        魏晋南北时代，是中国艺术建设的时代，各种艺术理论，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谢赫的《古画名录》等，也于此时诞生，这是美学思想的具体反映。而影响着美学思想的发展，除了受到传统的儒家礼乐美学观点外，还有道家美学思想的投射，当时的知识分子在这种虚静无为，追求纯静脱俗的精神笼照下，其所过的生活，即是艺术家的生活。徐复观对此点有深入的分析：“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的人生；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系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注12，且佛教也开始蓬勃开展，在哲学上兼取佛理，文学上也玄、佛并用。可见得在长期战乱动荡之后，思想是比较开放的，形成玄、儒、道、释诸家合流的局面。以文学艺术的创作而言，王羲之的美学思想与艺术情趣，和这一大时代的脉动，息息相关，姑兹举如下：
        （一）、儒衰道盛之风：魏晋时代，以儒家为正宗的学术思想，转以老庄玄理的盛行。傅玄曰：“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注13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士人生活放荡，不遵礼法，喜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足见魏晋时“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注14， 使得名教与自然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名士为了不受名教束缚，以求得内在虚无之本体，彻底消化一切人为造作而达到自由、自在、自我解脱的自然无为的境界。《世说新语．任诞篇》曾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羲之虽有名士之放浪形骸，欣于所遇则快然自足之一面，常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乐，但这只是表面上，其内蕴着儒家之精神，清刘熙载《艺概》中说明：“羲之之器量，见于郗公求婿时，东床坦腹，独若不闻，宜其书之静而多妙也。经纶见于规谢公以谈废务、浮文妨要，宜其书之实而求是也”。而〈兰亭诗〉中，第一首诗咏道“咏彼舞雩，异世同流”，羲之将孔子作为追慕之对象，了解到孔子的精神在于真性情、真自我；且诗中有许多句意，是老庄的玄理，如“悠悠大象运”来源于《老子》四十一章“大象无形“ 注15。由此可知，士者，仕也。常是得意时，儒家；失意时，道家，这两种进退的心态，交识成仕与隐的复杂面。王羲之信仰老庄，崇尚自然，就道家的本质而言，乃是服食养生，而后转为道教。其晚年时对于宗教─道教─更加热爱，雅好服食，得一时之快感，自诩“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注16，企求长生，摆脱病魔，如此反复，疾苦有增无减，徒具劳形。

        （二）、人物品藻之盛：东汉末年，经学崩溃，阴阳五行思想，察举制度，和党人的题拂品核等原由，品题人物之风遂而流行，于魏晋时达到高峰。品鉴才性，使得魏晋人士多有高贵的飘逸之气，且将雅俗贵贱的价值观念成为评判人物的标准，因此品鉴人之才性或情性，有两项明显的特征：1、说明人的差别性或特殊性。2、说明人格价值的不平等，证明天才之实有。《人物志九征第一》：“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熟能究之哉？”注17了解到情性是从人的材质，而不是从人的道德着手。在西方的美学史上，康德开创了近代从天才─主体的观点来研究“艺术美的真实概念”，他强调了天才的四大特征：独创性、典范性、自然流露性、美的艺术性。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不但具有独创性，同时也具有典范性，唐张怀瓘《六体书论》说：“若乃无所不通，独质天巧，耀今抗古，百代流行，则逸少为最”，就是对王羲之天赋异禀，独创新巧的高度评价。在自然流露性方面，王羲之的尺牍作品，表现无遗，其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使人聚见惊绝。所谓“羲之书法，正自然功胜，岂待积学而至哉！议者不知书有天机，自是性中一事，而学习特求就法度规矩耳。”注18王羲之的天才是禀赋自然而生的，和艺术美的创造互相符合，能实现创作与自然的统一，自此后世以王书风范为典型，南朝张融云：“非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注19就作了最佳批注。魏晋将审美的主体─人，作为审美的对象，因此王羲之被时人视为“飘如游云，矫如惊龙”注20，其书法作品也有这样的评论“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风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注21自然界中的万物生机勃勃、灵趣动人，美的展现与人物的品格，有相同之处，所以有关人物品评，大多用自然美形容，而书法作品之美，却用人的筋、骨、血、气、肉来模拟书法的笔画，“筋”─筋劲而精，“骨”─骨植而柔，“血”─色平而畅，“气”─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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