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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隐士——王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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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是北方儒学的重心地区。从北魏到齐、隋，山东地区涌现了许多经世致用的士子，他们以儒家经术为治政之策，以实际事功为其治学准则，以该博坟典进身。这种地域文化传统中的经世致用精神正是王绩进取抱负的重要文化根源。隋末唐初之时，高士廉、薛道衡、房玄龄、孔颖达、魏征等亦是博学通儒，他们一生奋其志业、思成大事，是山东士子新时期的代表。与他们同时的王绩同样深受地域文化传统的影响，所以王绩即使中年历经失意，归隐纵酒时，仍念念难忘早年抱负。
（二）家族文化传统
关于王绩的家族，在他《游北山赋》中称：“余周人也，本家于祁。永嘉之际，扈迁江左。地实儒素，人多高烈。”据杜淹《文中子世家》，王绩家族称儒门始于六世祖元则，元则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究心道德，博考经籍，江左号为“王先生”。此后王家“历宋、魏，迄于周、隋，六代冠冕，皆历国子博士，终于卿牧守宰”（吕才《王无功文集序》）。累世经学，累世为官，形成家族传统。所以，王绩自小就接受了经学教育，“八岁读《春秋左氏》，日诵十纸”（吕才《王无功文集序》）。并立下了明确的志向：“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晚年叙志示翟处士正师》）
又据《文中子中说·王道篇》，王绩五世祖名焕，曾著《五经诀录》五篇，言圣贤制述之意。四世祖王虬，曾著《政大论》八篇，言帝王之道。其三世祖王彦，曾著《政小论》八篇，言王霸之业。其祖名一，精于礼。其父名隆，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曾向隋文帝奏《兴衰要论》七篇，言六代之得失。由王绩祖上的著述，可以看出王氏家族经学的传袭并非纯学问的研究，而是紧密关注现实，意欲干预政治。
祖辈父辈的观念影响了王绩，可以说他的济世情怀和进取精神主要来源于家庭文化传统，然而对其出仕心理影响很大的还有其三兄王通。王通是隋末唐初的大儒，早年怀四方之志，到处游历问学，后至长安，上奏隋文帝太平十二策。其献策虽未被皇帝接纳，但王通的政治抱负却在王绩心中留下深刻印记。在《答处士冯子华书》他说：“吾家三兄，生于隋末，伤世扰乱，有道无位。作《汾亭之操》，盖孔子《龟山》之流也。吾尝亲受其调，颇谓曲尽。”在《答程道士书》中，他再次说自己的政论观念深受王通著作影响：“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光宅一德，续明《六经》。吾好其遗文，以为匡世之要略尽矣。”
王通不仅直接影响了王绩，他的门人和朋友亦对王绩有所影响。王通献策失败后，退居河汾，讲经授学，身边集结了一批志向远大的士人，如杜如晦、陈叔达、杜淹、房玄龄、魏征、李靖、薛方士、薛收等。王通的这些门人和朋友大多与王绩也有交往，他们在唐初颇受重用，使王绩也萌动跻身庙堂、建功立业之心。王绩在《答处士冯子华书》中说：“又知房、李诸贤，肆力廊庙，吾家魏学士，亦伸其才。公卿勤勤，有志礼乐；元首名哲，股肱惟良。何庆如之也！”对房、李、魏被重用赏识的欣喜中散发出王绩的渴羡。羡慕之余，他不禁发出丧失出仕机会的感慨：“夫思能独放，湖海之士，才堪济世，王者所须。所恨姚义不存，薛生已殁，使云罗天网有所不该，以为恨耳！”
（三）时代环境
王绩一生历隋唐两朝，虽然间经离乱，但整体上身处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时间居多。他年轻时，正当隋炀帝大业初，政治上尚呈现一片“艳艳风光，欣欣怀抱”（《三月三日赋》）的升平气象。中年时，又逢李唐王朝的统一，隋季丧乱的结束，太宗即位后选贤任能，整肃吏治。可以说，稳定的社会局势为王绩积极入世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王绩生活的年代，以积极入世为时代精神。高祖、太宗两朝非常重视官员的实际才能和所建立的功勋，面对“唐初，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资治通鉴》卷一九二）的情况，朝廷多次下诏要求官员们网罗人才。所以，当时整个士人群体表现出强烈的建功立业之心。《新唐书·隐逸传序》云：“唐兴，贤人在位众多，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旧唐书·高士廉传》亦云：“近代以来，多轻隐逸。”生活于其时的王绩自然也受其影响，表现出投身现实政治的入世精神。因此，王绩隐而又仕，他等待和寻求的其实是开明的政治和赏识他的伯乐。
总之，“思待诏”，“觅封侯”的人生抱负，济世情怀，终王绩一生并未泯灭。无论是在官时的散诞、轰饮，还是归隐后的高蹈、狂狷，都只是他人生失意而内心苦闷的宣泄。透过其仕隐经历和诗文感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人们误读的隐士。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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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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