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不书其名是再正常不过了。在吴国的其他客卿奔吴则非如此:巫臣因楚国子重、子反灭其族,由晋奔吴,一面避难,一面策吴叛楚;伍员因楚国杀其父兄而奔吴,一面避难,一面借吴复仇;伯嚭乃楚国大臣伯州犁之孙,楚杀伯州犁,伯嚭亡奔吴,也是避难复仇;华登,宋国大司马华费遂之子,因宋国内乱奔吴避难乞师复仇。大凡到吴国的客卿都属此类,孙武则否。

其二,孙武到吴国后,直至见吴王前,“避隐深居”,天下不知有孙武其人。《左传》就更不会书其名了。

其三,孙武见吴王“卒以为将”后,是既非卿、非大夫,也无政权机构行政职务;身为将军而又无直接统兵权,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国务、军务正式活动中,孙武只是以吴王的高参,或幕僚,或军师的身份参与的,在当时的职官称呼中,并无正式的名分。《左传》不记孙武其人、其事则是可以理解的。而与孙武同时的其他客卿中,伍员为大夫,职务为“行人”;伯嚭为大夫,职务为太宰;徐承为大夫,统领海军;华登为大夫,与伍员共同训练甲兵。他们都有正式的名分和具体职权,《左传》记载他们也同样是可以理解的。

孙武的相当于“军师”的“将军”,是一个无具体所辖的职务。“军师”这一身份,尽管位尊、显赫、极为优宠,并且在实际上是吴国、吴军的灵魂,但在当时,其他诸侯国不知道、也不一定承认这一职务,并且孙武的兵法也不是以自己的名字发布的,所以,孙武的大功和军事思想也就不为外人所知。《左传》作者在“名”的问题上的重视程度与《春秋》是一致的:“名之不可不慎也”。这种状况与春秋末期,原来的“正名说”没有得到彻底破坏有关系。而孙武之后代孙膑所处的时代这一状况有了根本改变,所以孙膑的“军师”职务得到各国的共同认可,当然其功绩,也就会得到公开承认。

综上,孙武的功绩之大与《左传》只字不予记载这种状况是极不相称的。造成孙武在春秋时期不显于世,不为《左传》《国语》所载,其主要原因是:孙武没担任过统帅或主将;孙武没有《左传》《国语》已经记载过的伍员等人的地位高、权力大;孙武没担任正式的国家机构官职;孙武没有被封为卿或大夫;孙武相当于“军师”(或高参)职务位尊、显赫,但却是非正式国家或军队职务,不为外部世界所知;孙武及其兵法为吴国强大起了指导性作用,但兵法是为他人而作。这一切,造成了孙武“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的结局(100)。看来,孙武本人对于不被史家记载于册、名声不显于当世,是早有预料并且是有思想准备的。

注:

  (1)(82)(89)(95)《诸子集成·孙子十家注·孙子叙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版

  (2)《左传·成公八年》岳麓书社1988年12月第一版,以下所引《左传》下皆属此

  (3)(4)《孙子研究文献备要》第52页,1992年第一版

  (5)(6)(7)(8)《孙子与吴文化研究》第9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

  (9)《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史记·吴太伯世家》、《史记·伍子胥列传》

  (10)《左传·昭公三十年》

  (11)(13)(15)(17)(19)(21)(44)(60)(72)(76)(78)(83)(86)《史记·伍子胥列传》

  (12)《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14)《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16)《史记·越世家》

  (18)(59)(77)(79)《左传·定公四年》

  (20)《左传·定公六年》

  (22)《左传·定公十四年》

  (23)(25)(40)(42)《史记·吴太伯世家》

  (24)(26)《左传·哀公元年》

  (27)《礼记·檀弓下》

  (28)《左传·哀公二年》

  (29)《左传·哀公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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