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敬民   王传湘

孙武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被人们誉为“兵圣”；《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兵学文化最早、最杰出的代表，被当今人们誉为世界军事理论“瑰宝”。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誉为信史的《左传》和《国语》中对孙武和《孙子兵法》却无只字述及。在较早的先秦著作如《论语》、《墨子》、《老子》、《孟子》、《庄子》、《管子》等书中也毫无孙武和《孙子兵法》的踪迹可言。《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军事著作仅在字里行间不同程度反映了孙武的某些军事思想，远非对孙子的介绍。只是到了战国后期如《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才提到孙武及其兵法。人们更多了解孙武和《孙子兵法》，乃是通过很久以后的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以及东汉问世的《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书的记载，而这与孙武所处时代相距已三百多年了。

正是因为《左传》和《国语》没有孙武和《孙子兵法》的任何记载，从而引发后世、特别是宋代以后人们对此问题的诸多猜疑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使有些疑问得到澄清，但一个根本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左传》对孙武及其兵法没有任何记载” 的问题。以往学界对此问题都有所述，但笔者认为所述理由仍不能令人心服，故作文以求教诸仁。

一、以往对“孙武及其兵法不见于《左传》记载”问题的解释及笔者歧异

（1）比较权威的对“孙武不见于《左传》记载”给以解释的是清末著名学者毕以珣。他说“按武惟为客卿，故春秋左氏传言伍员而不详孙武也。其史称伐楚及齐晋者。盖武以客卿将兵故也”　（1）。

这里毕氏把孙武不见于《左传》的原因归结为孙武是“客卿”。（严格意义上说，毕氏称孙武为“客卿”是不妥的。“客卿”乃战国秦官名，其意指以客礼待外国来的、地位相当于“卿”的人。此处应该称“客官”较为妥当，《吴越春秋》有“客官于吴”语。如果是对人的敬称，则可。本文作者只把“客卿”作为敬称或客官。）但是，据《左传》记载，早在吴国首次称王的寿梦二年，到吴国教吴国人射御、乘车、战阵的第一个人，就是楚国人巫臣，身份也是客卿。“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悦之。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2）。正是在客卿巫臣的谋划下，吴国在发展史上实现了两个飞跃，一是学会了车战、阵战并在对楚的战争中取得连续的胜利；二是使吴国在外交上摆脱了封闭状态，开始了和中原大国的交往，“通吴于上国”。对于客卿巫臣，《左传》记载的字数较多。

其次，和孙武同时代，在吴国和孙武同为客卿的还有伯嚭、伍子胥、华登、徐承等人，伯嚭、伍子胥为楚国人，华登为宋国人（后奔楚），徐承为徐国人。前二人都对吴国作出重要贡献，华登、徐承对吴国没有伍子胥等人贡献大，但《左传》、《国语》都有他们的记载。至少也提到他们的名字和主要事迹。可见毕以珣所说孙武因为是客卿而不见于《左传》记载是不对的。

（2）另一种意见认为《左传》没记载孙武是因为《左传》记北方的史实较详，对南方则不免遗漏。意思是说，因为孙武所在的吴国在南方，所以《左传》遗漏了对孙武的记载。（3）

这种因地域方位而导致《左传》没有记载孙武的解说之词，很难令人心服。因为同为南方之国，《左传》对楚国的军事、政治、人物及国家的有关活动的记载是很详细的。甚至很多北方大国也没有象楚国那样被《左传》记载的细微。我们只要打开《左传》便一目了然。更不要说与孙武同在南方的吴国，《左传》对伍员的详细记载了。（包括伍员缘何由楚国到吴国、奔吴国的过程和参与帮助阖闾夺取政权等）因此，地域和方位不是问题的关键。　

（3）有人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人写历史就有倾向性，就有详略之分，并以《资治通鉴》未见屈原之名为例说明（4）。另有意见也认为《左传》未记载孙武“有《左传》作者的立场问题”（5）。

这种说法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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