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阖闾上台后，励精图治，国内出现欣欣向荣景象。阖闾三年冬，楚国正直而有卓识的政治家令尹子西谈到吴王时说“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49）。说他遇到天灾“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不知旷”。吴王在国内实行的治国思想乃是受孙武军事思想影响的结果。孙武在兵法中强调“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民不畏危”（50），“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51）。阖闾的做法与孙武兵法中的主张，何其相似乃尔。

（2）阖闾三年冬，吴王问伍员：“伐楚何如？”伍员说：“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则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　（52　）伍员的疲敌战术正好是孙武兵法所特别强调的一贯思想。孙武在兵法中反复提出：“佚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53），“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54），“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故敌佚能劳之”，“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55），“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从中可以看到，伍员向吴王提出的的疲敌战术完全吻合孙武的疲敌思想。

伍员是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到楚国的，与阖闾相识已十年多了；伍员向吴王物色刺客专诸而成为阖闾心腹也有多年；阖闾上台也已是第四个年头了，伍员是在阖闾刚上台的当年就被任命为预谋国事的负责外交的高官。令人惊讶的是，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吴王和伍员都没提出过上述治国思想和疲敌战术，而恰恰在孙武向吴王献出兵法后，吴王和伍员都提出了新的治国治军思想。这难道是巧合吗 ？这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孙武的军事思想已成为吴国的治国治军纲领。

（3）阖闾七年（前508年），“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 ，而潜师于巢。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56）。这种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分与合结合战术是典型的孙武兵法思想，“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57）。这次战役与孙武“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为巧能成事者也”（58）的说法，简直是互为翻版。令人惊叹不已的是，究竟这次战役是完全按孙武的军事思想布置的结果，还是孙武的上述军事思想是对此战役的科学总结；拟或二者兼而有之？世上竟有如此吻合之事？

（4）阖闾九年，吴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伐楚战役。由开始的三战三捷，柏举之战，清发之战，雍澨之战，五战五捷及郢，达到了吴国军事上的全盛时期。整个战争过程充分体现了孙武的军事思想。柏举之战阖闾之弟夫概王看准楚国令尹“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发制人大败楚军（59），正是依据战前伍员、孙武对“楚将囊瓦贪，而唐蔡皆怨之”敌情的客观估计（60），这实质也是孙武“主孰有道，兵众孰强”（61），“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62）原理的运用；后来夫概王提出的“困兽犹斗必败我”，乃是孙武“穷寇勿迫”（63）原理的运用；夫概王紧接着提出“半济而后可击”，乃是直接运用孙武“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64）的兵法内容；后来发生的“楚人为食，吴人及之，食而从之”，乃是孙武“故智将勿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65）的实战运用（这次战役的统帅是阖闾，夫概王是主将之一）。这场大战役，孙武的军事思想得到较系统的运用和检验。从吴王、夫概王、伍员等能把每一步军事行动建立于自觉的军事思想指导之下，这说明孙武的《十三篇》兵法理论已经被吴国领导集团所掌握，并成为吴国的军事纲领。为吴王作兵法，其实就是为吴国作兵法。笔者冒昧的认为，孙武最早献给吴王的兵法很有可能是以吴国国家的名义发布的。

此次伐楚，是在短时间内连续大败楚师而占领楚国首都郢的。在楚国逗留了近一年，第二年秋，吴王又大败而归。这近一年的时间引发的矛盾有：越国王允常趁吴师在楚之机，率师进入吴国；阖闾之子子山与阖闾之弟为争楚国令尹之第发生矛盾；秦国出兵援楚大败吴军；阖闾弟夫概王回吴自立为王；楚国兴楚集团的复国运动（66）；长达一年的战争也必定给吴国国力以极大削弱，因为尽管第二年有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之举，在以后长达八、九年的时间，吴国都没有发动对外战争。此次吴国由迅速而连续的取得大胜利到后来的大败而归，又从反面验证孙武军事理论没有得到完整而全面的运用。

因为，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多次提出军队大规模、长时间的远征所带来的危害问题。这种危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旷日持久会使军队疲敝，锐气受挫，军力耗损，“久则钝兵挫锐、屈力殚货”；二是长期在外作战就会造成国家开支不足，从而造成国家贫穷、百姓贫穷；“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三是造成农业生产力的的巨大破坏；“丘牛大车，十去其六”，“百姓之费，十去其七”（67），“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68）；四是长久的对外作战，也给其他诸侯国的进犯以可乘之机；“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69）。事实上，在吴国以后长时间、远距离征伐齐国及黄池之盟期间，“越子伐吴……大败吴师”（70），楚国乘吴国新败而伐吴,“楚子西、子期伐吴”（71）。从中，一方面我们可看到孙武在军事上的英明和远见卓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孙武在吴军中的地位既不是主将或统帅，更不是决策者，否则吴国不会面临上述危害。笔者认为，孙武关于如何争取战争胜利的战略战术思想，吴王掌握运用较好；而对于孙武兵法思想的完整性，特别是战略性方面，吴王（特别是夫差）掌握运用的较差。

吴国因为运用孙武兵法思想而“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使吴成为大国、强国。但是，同时也因为吴国不能完整全面掌握运用孙武思想、孙武没有担任统帅或主将，使吴国在到达事业顶峰后迅速衰落，以至灭亡。这也就是孙武为他人作兵法，而自己又不能直接决策、实践兵法的历史局限性和悲剧。

四、孙武虽然与伍员等同属客卿，但地位相差较大

孙武与大约同时的伍员、伯嚭、徐承等客卿（客官）相比，在吴国政权机构内，实权地位有较大的差别。

首先，孙武与伍员、伯嚭、徐承等的职官等级差别。伍员、伯嚭、徐承的职官等级为“大夫”。伯嚭是在阖闾三年，“伯州犁之孙伯嚭亡奔吴，吴亦以嚭为大夫”（72）。“徐承率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杜预注“承，吴大夫” （73）。“吴王夫差乃告诸大夫曰……申胥谏曰”。注曰“申胥，吴国大夫”（74）。“吴王还自伐齐，乃讯申胥曰‘……此则大夫之力也’”（75）。孙武，按司马迁的记载，只是“卒以为将”，没有在《史记》的任何篇章标明其为“大夫”。司马迁是历史上第一个向后人系统介绍孙武的人，如果孙武被封为大夫，司马迁是决不会漏误的。周代，宗周及诸侯职官等级分为卿、大夫、士，卿分上、中、下三级，大夫也分上、中、下三等。这些职官等级在西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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