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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等同志也都有力地揭露和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一般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
误，否定了“向西北去”的错误主张，通过了一些与陈独秀右倾主张相对立的决议案，但是很不彻底，因
此在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陈独秀本人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
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党内的权威的影响，似乎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当然，起决定作用的
，并不是陈独秀本人的权威，因为还有比他更大更有势派的权威。一年之后，瞿秋白把这个问题，公开地
揭示出来了。他说：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五次大会中正式声明：“中国的劳动群众是英勇的斗争，因此，
中国不会有孟塞维克主义”。于是五次大会“只落个模模糊糊的一种概念：以前仿佛也并没有什么机会主
义存在，以后也仿佛并不是需要党内思想上政策上新的改变”。五大空气是“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合作到
底的万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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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年4月12日）。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的最高权力机构，都无法彻底解决党的领导人的错误，那么，他们在错误的道
路上，势必越走越远，终于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退让，还是进攻？
1927年5月9日结束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二十九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瞿秋白、杨之
华都当选。中央政治局由七人组成：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谭平山。6月3
日，瞿秋白补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其他四人是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主管中央宣传
部，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中央农民委员会委员。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领导作用，
是通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这个形式来保证的。凡两党间的重大关系问题，都经两党联席会议协商决定。出
席会议的人员，都是两党的领袖人物，国民党方面经常出席者有汪精卫、唐生智等。6月9日，中共中央常
委决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团会议由瞿秋白出席。出席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人员有陈独秀、瞿秋白、谭
平山、张国焘等。6月14日，中央常委开会讨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时，决定谭平山、李立三也要参加会议
；两党谈判，中共方面出席者为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张国焘、李立三、张太雷等。至6月
30行，中央常委又讨论了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问题，决定每周举行两次的两党联席会议，一次由陈独秀、瞿
秋白、张国焘出席，一次只有瞿秋白、张国焘出席，陈独秀不出席。大约在7月初，两党联席会议停止召
开。
中共五大决议中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猓庇钟斜Ｕ闲∽什准独妫环中〉刂骱透锩送恋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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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当时，在城市工人运动和乡村农民运动中，除了右倾主流之外，也有“左”的偏差。城市工人、店员
在经济斗争中对民族工商业者提出过高的要求：每年红利分配制；强制雇用失业工人；病假工资照发；发
放双薪，等等，超过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度。无限制的罢工、游行、集会，工人旷工，无人过问。结果，
侵犯了小店东、小业主的经济利益，造成企业倒闭，失业人数激增，货物奇缺，物价飞涨。此外，工会有
时随便捉人，戴高帽子游街；擅自关闭厂店，强取什物；以武力解决劳资纠纷，甚至随意捕人。这使中间
阶层感到恐惧，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孤立反动派。
在农村革命中，在一些具体策略问题上也有缺点。例如将游民列入革命先锋之中，只注重其革命性的
一面，而忽略其破坏性的一面；认为革命时期的农村没有统一战线的问题，因而对于这个时期的农民群众
行动就不需要政策约束，就可以不注意团结大多数，就不需要结成联合战线，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将“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以致“过正”到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
劣”的口号，一时传播很广，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党的指导策略上的这些缺点，造成了农村革命中
任意指人为土豪劣绅，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等等。对谷米的平粜阻
禁，以及禁止榨糖酿酒，使商人、中农和小手工业者发生反感，也使一般农民感觉生活不便。政府因地主
借口谷米无法出卖拒交田赋，军米收购困难，也不满阻禁办法。此外，在运动中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
属，引起他们的反感和不满。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是不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联合战线，最大限度地孤
立打击对象。
城乡发生的上述“左”的偏向，往往被反革命派利用来煽动反共情绪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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