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也曾一度为社会中维持生产秩序之用。但是他现在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所以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

的障碍。西方之资产阶级文化，何尝不是当时社会的大动力。但是他既成资产阶级的独裁制，为人类文化

进步之巨魔，所以也成了苟延残喘的废物。”②世界未来的新的文化，究竟向哪里去？瞿秋白明确指出：

“帝国主义沟通了全世界的经济脉络，把这所谓东方西方两文化融铸为一；然亦就此而发生全人类的文化

，——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以同进于世界革命，——此种趋势，此种新革命文

化的先驱，正就是杀帝国主义的刽子手”。③“等到私有制绝对废除，阶级消灭时，科学愈发明，则体力

劳苦的工作愈可减少，全社会的福利愈可增进；物质文明愈发达，经济生活愈集中，则精神文明愈舒畅，

文化生活愈自由，为‘求生’的时间愈少，则为‘求乐’的时间亦愈多了。那时，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

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呢。”④
　　为了达到这个光明的境地，必须进行革命，“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

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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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②③④⑤《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同年11月8日，瞿秋白写《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进一步批判东方文化派。文章开头即指出

：“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

。……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哴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

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①人类有工具而营共同生活，是文明的开始；因有文明而

阶级分化，于是共同生活不得和谐，似乎是文明的末日。可是，实际上，文明并无末日，被统治阶级以文

明为武器而创造新的文明，而加速统治阶级末日的到来。可见，文明本身始终是人类所必需，只有垂死的

统治阶级，才觉得文明的进步可怕，可以危及其统治，才高呼“向后转”，还要自命为精神文明。中国的

老子，西方的基督，卢梭和托尔斯泰，都是“向后转”派的代表者。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

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基督也说：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都用不着关心，用不着问；不要想那明天。”卢梭则认为，随着科学艺

术的进步心灵将日益堕落，只有无知无识的乐园，才是永久的贤德所生之地。托尔斯泰根据贵族式的思想

，要抛弃技术文明，回到草昧时代去。因为他所认识的快感，仅仅是农村里的宗法社会；他所认识的劳动

动机，仅仅是农奴背上的鞭策。然而，不论是托尔斯泰主义中的农村，还是章士钊的“农村立国论”里的

农村，至少要用锄和犁，那便是物质的技术文明。即使承认“无为”的世界是幸福的乐园，也无法在现实

生活里寻到恢复它的方法。物质文明仍旧在可能的范围里进步。譬如清朝广东进贡的方法，比那“一骑红

尘妃子笑”的唐明皇采荔枝的方法就聪明得多了。瞿秋白指出，历史上的中国，当农民举行暴动，大杀贪

官污吏时，口号叫“‘四海之内皆狗彘也’！精神文明未必十分高尚；到那时一切无为、清净、礼教或‘

宋学’都已失去威权。这样看来，物质文明始终统辖着精神文明”②。瞿秋白用辛辣的笔，戳穿了那些高

唱“精神文明”的伪君子们：“现代的中国里，‘最高尚有道德知识的精神文明派’自己日常的行为，刚

刚与口头的议论相反，时时刻刻在那里促进他们所反对的物质文明之发展：如买火车票，点电灯，用自来

水，穿洋布等……反对最激烈的人自己尚且如此！新宋学当然未产而先‘流’了”③。东方文化派所要反

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殊不知道社会主义的科学正是彻底的以因果律应用之于社

会现象，或所谓‘精神文明’的。”④人们掌握了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就能够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创

造全新的文明世界。结论是：
　　社会主义的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人类什么时候能从必然世界跃入自由世界，

——
　　那时科学的技术文明便能进于艺术的技术文明。
　　那不但是自由的世界，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不但是正义的世界，而且还是真美的世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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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1月10日。
　　②③④⑤《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1月10日。

　　1923年春夏间，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唯心主义营垒里的一场争论，即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这年

2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人生观》讲演，鼓吹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哲学，说“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

科学所能为力”，而只能由直觉的、主观的、自由意志的“玄学”即唯心主义哲学来解决。一切社会现象

包括社会革命，并无规律可循，历史不过是由偶然性支配的一笔糊涂帐。4月，丁文江发表《科学与玄学

》一文，反对张君劢的观点，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也打

着“科学”的招牌，反对玄学。但是，他们的“科学”理论，只注意现象不注重本质，不承认科学法则的

客观规律性，依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胡适提出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建筑在“科学常识之上的

一个大假设”，正是否认人生观产生的客观依据的一个典型。“科学”与“玄学”争来争去，谁也不可能

解决科学与人生观问题。
　　陈独秀和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坚持了历史唯物论，正确地评论了这场争论。1923年11月

，瞿秋白写《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紧紧抓住争论的中心问题自由与必然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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