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特别指出：“歌歌里的推崇普希金，固然是杜少陵之于王、杨、卢、骆，极其佩服，而流于过分的

夸奖，可是应当注意他说的‘民族的文学’，国民性的表显，所以我更希望研究文学的人，对于中国的国

民性，格外注意。”④
　　--------
　　①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5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543页。
　　④同上书，第543页。

　　在文学译著上，瞿秋白的工作作风，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他和朋友们翻译的作品，事先都经过认真

研究。他自己译的，总要仔细校订，反复修改，力求符合原意。朋友们译的作品，他有时帮助修改，有时

请译者自己慎重校订。沈颖译了普希金的小说《驿站监察吏》，给瞿秋白看。瞿秋白很欣赏这篇小说，劝

沈颖慎重修改后再发表。沈颖在这篇小说的后记中记下了这件事。
　　朋友们之间在文学观方面，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截然不同。瞿秋白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沈颖不完全

同意。他说瞿秋白是研究哲学的，对文学的意见不一定对。沈颖不懂得文学家的创作活动，总是自觉或不

自觉地受支配于文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任何哲学观点的文学家是不存在的。郑振铎热烈主张“文

学为人生”。它比“为艺术而艺术”是一大进步，但他所为的人生仅限于知识分子的小圈圈。瞿秋白和郑

振铎有过多次争论，提出了“文学为谁的人生”以及从什么立场和思想出发来为人生服务的问题。他说：

我们的人生很浮浅，劳动平民才有丰富的人生，他们所受的剥削压迫才是真正的痛苦。大家应该去了解劳

动平民的人生，了解他们的痛苦和要求，使文学为劳动平民服务。

上一页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