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讲佛论经，都以文化救国为其直接目标。“以文化救中国”，就是渴求以文化之普及，救治被
统治者愚弄麻醉了的人民大众。这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从1915年《青年》杂志揭橥科学、民主
两面启蒙大旗以后，在中国思想界出现的一股强劲有力的潮流。鲁迅之提倡“个性解放”，其义在此；瞿
秋白之重“文化救国”，其义也在此。他们都是看到中国“国民性”之麻木、愚弱，而求通过思想启蒙运
动，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觉醒起来。
这种探索的精神，固然是极可宝贵的，但是一时很难看到效验。中国的“国民性”既然主要是由于受
到长期压迫剥削、侮辱和损害而造成的，它的根基在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不求经济和政治
上的根本解决，希图孤立地解决精神上的疾患，当然是本末倒置。事实正是如此：1917年11月，俄国发生
了社会主义革命，一个地跨欧亚的巨大的邻邦的亿万民众获得了新生。同样是地大人多的中国，却仍旧饱
受苦难贫困，而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年底，北洋军阀倾全力“讨伐”孙中山依靠西南军阀在广州
建立的护法军政府；不久，西南军阀也排斥了孙中山，护法运动宣告失败。中国的政治又走到了死胡同。
瞿秋白仍在堂兄家里寄宿吃饭。“当时吃的饭是我堂阿哥的，不是我的。这寄生生涯，已经时时重新触动
我社会问题的疑问——‘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①可是，人生，社会的种种问题，从何处寻求满意的
答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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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苦闷到了极点时，只有那无法排遣的悒郁陪伴着他：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江南，童年，苦与乐，悲与欢，已如过眼云烟一去不返，然而却不曾忘却；以酒为友，寻求麻木，折
梅为伴，高洁自许，也只是一种想象中的慰藉，一种在无限漫长的苦闷彷徨途程中的短暂的小驻，调子是
颓唐的，愁苦的。
在五四运动中
1919年的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在这存亡攸关的时刻，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从古
城的四面八方汇集于天安门前，向中国和世界宣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民族、领土、国家、主权，与华夏子孙息息相通，休戚相关。民族大义和爱国激情压倒了一切，凡是有
血性的匹夫——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阶级、阶层、社团、派系，具有不同的志趣、爱好、观念、信仰—
—都在爱国主义的感召和激励下，奋起进行救亡图存的斗争。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这是北京青年的正
义呼声。“挽救危亡，死生以之，义不返顾”——这是上海学生的庄严誓词。
“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雪国耻”——它表现了天津学生的爱国义愤。“为国家，今罢市，救学生
，除国贼”——它表达了上海商界的救亡心声。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则誓作学商各界的后盾，“众心坚
决，不可遏止”。他们表示：不是为了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而是为了阻止列强侵略者把中国大好山河变成
奴役中国人民的殖民地。
五四时代是爱国志士辈出的时代，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有倡导民主和科学以改造中国的陈独秀；有立
志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中华”的李大钊；有以大声呐喊，医治“中国的昏乱病”的鲁迅；有“时
时涤旧，染而新之”，以再造中华的毛泽东；有以使“中华腾飞”于世界为职志的周恩来；有以“新民”
、“除暴君”为宏愿的蔡和森；有歌颂“火”与“凤凰”，以求“照彻世界”的郭沫若；有以“互助利群
”来“谋求社会之改造”的恽代英，等等。瞿秋白也是爱国志士行列中杰出的一员。他心头久经压抑的火
种，即刻同这一场反帝反封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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