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更大的反响。8月26日,北京、天津代表三十余人再往请愿,徐世昌仍不见。全体代表坚持到深夜,露

宿于新华门外。27日,北京学生二千余人到新华门,加入请愿行列。徐世昌仍拒不出见。当夜,二千余人

都在新华门外露宿。28日上午,北京政府发出禁止请愿布告,诬指各界代表“不依照法定程序遽行请愿”

,并威胁说:“倘再有此等行动,国法具在,断难曲予优容。”午后一时许,大批军警奉令将请愿群众胁

迫到天安门。晚八时许,将其中请愿代表十一人拘捕。其余群众被武力驱散,受伤者达数十人。
  北京政府原来打算把被捕的代表全部予以枪决,以收惩一儆百之效。但在全国爱国运动压力下,不得

不在8月30日将两次逮捕拘押的请愿代表全部释放。
  这是瞿秋白第二次被逮捕。由于劳碌过度,再加上监狱中的恶劣条件,他出狱之后,竟至吐血,病了

几个月。表姐夫秦耐铭写信慰问他,他在复信中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

①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热忱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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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秦讷敏(耐铭):《回忆瞿秋白烈士》。无锡《工人生活》1957年6月18日。


文学翻译活动

  五四时期,瞿秋白的文学活动,主要是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作品。
  俄文专修馆“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的作品。”①瞿秋白大量地

阅读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作品。他发表的第一篇文学译作,就目前所知,是1919年9

月15日出版的《新中国》第一卷第五期刊登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闲谈》。此后,陆续发表的还有:果戈

里的短剧《仆御室》(发表在1920年2月出版的《曙光》第一卷第四期),果戈里的小说《妇女》(发表

在1920年10月1日出版的苏州《妇女评论》第五卷第三期),法国都德的小说《付过工钱之后》(发表在

1920年4月11日出版的《新社会》第十七期)。他还准备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1920年9月出

版的《改造》月刊第一卷第一号刊登的“共学社”出版预告中已经列为《俄罗斯文学丛书》之一。后因出

国赴俄,这个计划没有实现,改由耿匡翻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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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文汇报》1949年7月18日。

  瞿秋白对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和介绍,影响了他的一些朋友如郑振铎、耿匡等人。郑振铎后来回忆说:
  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秋白、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都参加翻译工作。我也译些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的作品,都

是从英文转译的。同时,也看些用英文写或译的俄国文学史,象小小的绿皮的家庭丛书里的一本《俄国文

学》,就成了我们怀中之宝。……
  我们译的东西,其初是短篇小说,由耿济之介绍到《新中国》杂志去发表。这杂志由一位叶某(已忘

其名)主编,印刷得很漂亮。后来由一个什么人的介绍(已忘其名)我们认识了“研究系”的蒋百里。他

正在主编“共学社丛书”,就约我们译些俄国小说、戏剧加入这个丛书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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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瞿秋白同这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团结在一起,积极地进行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工作,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1920年7月,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了耿匡、沈颖等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瞿秋

白为此书写了一篇序。同时,又为沈颖所译《驿站监察吏》写了序《论普希金的〈弁尔金小说集〉》。瞿

秋白和耿匡共同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十篇短篇小说,辑为《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后来在1921年12月,作

为“共学社”的《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有耿匡的序。这十篇译作,由于未分别署译

者名字,所以现在已不知道究竟哪几篇是瞿秋白译的,只好存疑了。据熟知情况的瞿菊农说:瞿秋白和耿

匡当时在翻译俄国文学作品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合作得很好。因为瞿秋白的俄文和中文的程度都比耿匡

好,耿匡翻译的东西,差不多都经瞿秋白修改过;有时候两个人共同翻译:瞿秋白看着原著进行口译,由

耿匡记录下来,经瞿秋白修改定稿。
  由沉醉于吟咏那种排遣个人积郁的旧体诗词,到热心地翻译和介绍俄罗斯文学作品,使文学活动面向

中国的知识界和中国人民大众,这在瞿秋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转折;是经历了五四运动后,随着他的

政治思想转变而必然出现的新的现象。
  1920年3月16日,瞿秋白写《〈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其中对于文学与社会变革、社会思想

变化的关系,写道:“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俄国

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动影响于社会人生,思想就随之而变,萦回推荡,一直到现在,而有他的特殊文

学。就是欧美文学从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间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①文学

受社会的影响,反过来也能影响社会,推动社会变革。瞿秋白在1920年2月4日翻译果戈里的《仆御室》时

写的《后记》里写道:文学作品“描写刻划‘社会的恶’,……以文学的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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