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名）主编，印刷得很漂亮。后来由一个什么人的介绍（已忘其名）我们认识了“研究系”的蒋百里。他

正在主编“共学社丛书”，就约我们译些俄国小说、戏剧加入这个丛书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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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瞿秋白同这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团结在一起，积极地进行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工作，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1920年7月，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了耿匡、沈颖等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瞿秋

白为此书写了一篇序。同时，又为沈颖所译《驿站监察吏》写了序《论普希金的〈弁尔金小说集〉》。瞿

秋白和耿匡共同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十篇短篇小说，辑为《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后来在1921年12月，作

为“共学社”的《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有耿匡的序。这十篇译作，由于未分别署译

者名字，所以现在已不知道究竟哪几篇是瞿秋白译的，只好存疑了。据熟知情况的瞿菊农说：瞿秋白和耿

匡当时在翻译俄国文学作品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合作得很好。因为瞿秋白的俄文和中文的程度都比耿匡

好，耿匡翻译的东西，差不多都经瞿秋白修改过；有时候两个人共同翻译：瞿秋白看着原著进行口译，由

耿匡记录下来，经瞿秋白修改定稿。
　　由沉醉于吟咏那种排遣个人积郁的旧体诗词，到热心地翻译和介绍俄罗斯文学作品，使文学活动面向

中国的知识界和中国人民大众，这在瞿秋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转折；是经历了五四运动后，随着他的

政治思想转变而必然出现的新的现象。
　　1920年3月16日，瞿秋白写《〈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其中对于文学与社会变革、社会思想

变化的关系，写道：“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俄国

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动影响于社会人生，思想就随之而变，萦回推荡，一直到现在，而有他的特殊文

学。就是欧美文学从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间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①文学

受社会的影响，反过来也能影响社会，推动社会变革。瞿秋白在1920年2月4日翻译果戈里的《仆御室》时

写的《后记》里写道：文学作品“描写刻划‘社会的恶’，……以文学的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

会习惯，有助于改变‘社会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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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对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怎样创造和创造什么样的中国新文学，瞿秋白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当时，一

些朋友主张只从事文学创作或翻译活动，不干预社会政治问题。瞿秋白不赞成朋友们的这种脱离政治的倾

向。一次，他们在北京中央公园玩，谈到文学与社会问题。瞿秋白认为文学不是根本的首要的变革社会的

手段。一个朋友问：根本问题在哪里？瞿秋白指着大家正在吃着的包子，幽默地答道：“根本问题在包子

上面。”他主张文学工作必须从社会革命着眼。他说：“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

……中国现在的社会固然是不安极了，然而假使我们不觉着有改造的必要，本来可以不问不闻，假使我们

觉着非改造不可，那么，新文学的发见随时随地都可以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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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4页。

　　瞿秋白对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及这次革命的巨大影响，有了明确的认识，他研究和介绍俄国文学，是为

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革命服务的。他说：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

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

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

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

，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①
　　瞿秋白清醒地看到了“俄国的国情，很有与中国相近的地方”②，例如“屠格涅夫所描写的乡村教育

的简陋，果戈理所描写的俄国官吏的卑鄙龌龊，都是如此”③。瞿秋白赞扬果戈理是“俄国写实派的第一

人”④，他的《仆御室》在对“下流社会”细致而又平淡的描写中，现出社会的真相；俄国社会的恶象，

在中国同样存在。果戈理的名剧《巡按》，对俄国官场的怪现象刻划无遗，“于平淡中含有很深的意境，

还常常能与读者以一种道德上的感动。他的艺术所以能有价值，也就如此。”⑤
　　瞿秋白尖锐地指出：“现在中国实在很需要这种文学”，“以文学的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

会习惯。”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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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3—5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页。
　　④⑤《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3卷，第13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⑥同上书，第1304—1305页。

　　瞿秋白十分推崇俄国伟大作家普希金，说他的作品“艺术上高尚的意趣很能感动读者，使作者对于贫

困不幸者的怜悯之情，深入心曲。”①瞿秋白引用果戈理的话，指出：“现在时代，俄国文学家，没有一

个人能出普希金之上的。也没有一个人能称为民族的文学家。……普希金于俄国的天性，俄国的精神，俄

国的文字，俄国的特质，表显得如此其‘清醇’，如此其‘美妙’，真象山光水色，反映于明镜之中。”

②瞿秋白指出，中国实行文学革命，创造中国的新文学，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注意中国的民族特

点。“中国现在所需的文学，似乎也不单是写实主义，也不单是新理想主义（此处专说现在人所介绍到中

国来的），一两个空名词，三四篇直译文章所能尽的，所以不得不离一切主义，离一切死法子，去寻中国

现在所需要的文学，应当怎样去模仿，模仿什么样的，应当怎样去创造，创造什么样的，才能使人人都看

得懂……受得着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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