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昌见姜尚谈吐不凡，更相信太史编的占卜了。于是又进一步问如何使天下归心，姜尚乃说出一段振聋发聩的名言来：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天下归之。”
《六韬》里记载的这段洋溢着民主光辉与人本思想的话，竟是出自三千多年前姜尚之口！也难怪有人曾举此例来说明《六韬》非姜尚所作，乃后人伪托。
仅就这段话来说，我宁愿相信是出自姜尚之口。既然在皇权日益加强的时代有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在民风淳朴、君权式微的殷朝末年，睿智如姜尚者，如何说不得？
姬昌闻言大喜，说：“我的先辈太公曾说，将有贵人来这里，周国会因此而兴盛。真的是您吗？我的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遂恭恭敬敬地将姜尚请上车，与他一起回到自己的住所，尊姜尚为自己的老师。
由“吾太公望子久矣”这句话，”姜尚又被人称为太公望、吕望、姜望、姜太公。
姜尚垂钓周文王的故事，比刘备三顾茅庐还要富有传奇色彩，也难怪历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了。
君臣遇合，风云际会，真堪令人浮一大白！
大概在姬昌遇姜太公之后不久，便发生了一桩严重事件。由于姬昌胸怀大志，到处笼络人心，招贤纳士，引起了一些商朝大臣的怀疑与不安。崇侯虎对殷纣王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都归附他，这将对陛下您不利。”纣王遂立即将姬昌逮捕，囚之于（今河南汤阴北）里。
姬昌在被囚期间，无聊时便推演八卦以打发时光。相传《周易》便是姬昌被囚时创作的。
这可忙坏了他的大臣们。姜尚与散宜生、闳夭等采取给殷纣王行贿的办法来解救姬昌。
他们知道殷纣王是好色之徒，便找了一个美女，又采办了宝马奇物，通过殷纣王的宠臣费仲献上。殷纣王见到这些礼物，心花怒放，还故作廉洁地说：“有一样就够了，何必这么多？”
姬昌就这么脱险了，而且还因祸得福。厚礼使纣王觉得欠了姬昌的人情，不仅赐给姬昌弓矢斧钺，还特许姬昌有权征伐别的诸侯，并向姬昌出卖了崇侯虎：“谮西伯者，崇侯虎也。”
如果那位有志者要写一本《贿赂史》的话，姜尚等人大概可算得上是始作俑者了。
姜尚还从理论上论述了贿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翻开《六韬》，在“文伐”十二计中，竟有四条计是专门讲行贿的。如：
“三曰，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受害。”
“四曰，辅其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
“七曰，欲锢其心，必厚赂之；收其左右忠爱，阴示以利；令之轻业，而蓄积空虚。”
“十二曰，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遗良犬马以劳之，时与大势以诱之，上察而与天下图之。”
相对于军事行动（武伐）而言，姜太公将这类计策说得很文雅，名之为“文伐”。这件事也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姜太公是行贿的高手。
笔者不禁联想到，姜太公垂钓渭滨，是不是也采用了此类秘计呢？
有人说姜太公在渭滨垂钓近十年，如此守株待兔，未免太笨。这也绝不是一个胸藏千种妙计的兵家始祖的做法。再说，如果姬昌一辈子也不到渭滨打猎呢？这么一来，让姜太公去钓谁？唐朝诗人胡曾在诗中曾作过这种设想：“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独垂钩。当时未入非熊兆，几向斜阳叹白头。”意思是，如果太史编不说所谓的“非龙非螭非虎非罴（罴乃熊的一种）”，姜尚也只有面对夕阳一年一年地老下去了。
最为可疑的是太史编的占卜。没有太史编引导姬昌到渭水北崖打猎，能有他们君臣遇合吗？
而且，太史编言之凿凿，说姬昌此番狩猎，将会得到王佐之才。与其说姬昌是去打猎，不如说姬昌是去验证太史编的占卜。
占卜真的那么准吗？古人缺乏科学知识，迷信天意，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来看这段历史，不能不产生怀疑。
说不定，姜尚正是采用了贿赂法，收买了太史编，让太史编以占卜来迷惑姬昌，引导他到渭滨相会。
略施小计，便达到了目的。只有无计可施的傻子，才会什么也不干地在渭滨垂钓九年。
而且，这样以天意来愚弄姬昌，使姬昌深信此为天降斯人，比通过别人引荐要强之百倍。
而《竹书纪年》所载与《史记》等书不同，说姬昌得到姜太公是在他获释之后。由于年代久远，诸书所载互有龃龉，在所难免，我们只能从其较为合理、较为详细、较为常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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