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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剿”同年9月，蒋介石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调集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组成以顾祝同、陈济棠、何键为总司令的北、南、西三路军(后又增加以蒋鼎文为总司令的东路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为了准备这次“围剿”，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聘请德国、意大利、美国军官为教官和顾问，在江西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轮训中下级军官七千六百余人；并采取厉行保甲制度，举办军事借款，严禁食盐、煤油、西药等物资输入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措施。9月25日，顾祝同北路军三个师首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推进，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先是采取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实行进攻作战，连续作战近两月，不仅黎川被占，未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且造成红军很大损失。继而又实行军事保守主义，强迫红军进行阵地防御战，导致广昌、建宁相继失陷，革命根据地进一步缩小。最后，见红军奋战一年，仍未能打破“围剿”，又实行逃跑主义，决定红军退出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于1934年10月仓促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蒋介石以重大代价换得了第五次“围剿”的局部胜利。
此后蒋介石继续对长征西去的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追、堵、截和反复“围剿”，但始终没能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十年内战才最终结束。
十年内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必要性，基本属于正义战争；国民党内各派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属于争权夺利，双方都不是正义的；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争，则完全是阻碍历史进步的非正义战争。国民党各派军事集团的混战，特别是蒋介石发动的对红军的几次“围剿”，既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又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以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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