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到1932年间，何宝珍随同刘少奇先后在上海、长沙、广州、武汉、天津、沈阳、哈尔滨等城市工作，时南时北，到处奔波，当过交通联络员，住过党的机关，守过店铺，与各阶层人物接触，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刘少奇1925年和1929年在长沙和沈阳两次被捕后，何宝珍都曾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营救活动。1932年冬，刘少奇从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党组织把何宝珍留在上海，担任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化名王花芳，用教师身份作掩护，四处奔走，争取社会力量，利用各种关系，千方百计营救被捕同志。

她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罪恶的黑网，已经向她张开。

1933年3月底的一天，敌人突然包围了何宝珍的住所。仓促之间，何宝珍急忙把身边年仅3岁的儿子毛毛(允若)推到了邻居大嫂怀里，然后从容应付敌人。敌人逮捕了她，但没有弄清她的真正身份，只判了她15年徒刑。

她被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牢房里，可她并没有停止革命活动。一天，一个同志路过何宝珍所在的牢房，从窗孔塞进一个小纸条，何宝珍还没有来得及看，就听见牢门外面看守在嚷嚷拿号子(牢房)钥匙。何宝珍急中生智，忙把纸条丢进空便桶，装作逗孩子玩。看守走了以后，她才把纸条取出，按纸条上的要求，安全转送给男牢。

后来，她被转到南京“模范监狱”女监，这里关押着近30名所谓女政治犯。与她同住三号牢房的是耿建华、帅孟奇、夏之栩。在宪兵司令部牢房里，难友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大姐”。可是如今在三号牢房里，数她年龄小，所以被亲昵地叫做“小大姐”。

她性情爽朗活泼，爱说爱笑爱唱，身处囹圄之中，却非常乐观，常给难友们唱歌，还把旧戏曲调填上新词，唱给大家听。她给姐妹们带来了欢乐，打破了牢狱的沉闷。

她非常关心体贴同志。同牢中有的同志行动不方便，她就抢着多干活，洗碗、提水、倒便桶，并乘机向别的号中的难友打听消息，为同志们排难解疑，并做看守的工作等。她这种乐天派的性格，深受同志们的喜爱。

她积极参加难友们为改善狱中生活条件进行的绝食斗争。

在与敌斗争中，何宝珍总是大胆、机智、临危不乱。一次监狱当局突然对政治犯号子进行搜查，由于突如其来，未作防备，敌人在帅孟奇铺板上搜出了刚起草了开头的一份职工运动报告。帅孟奇本来是装作不识字的，何宝珍便把事情揽在自己身上，她机智地说，自己当过老师，现在正教她们抄书识字。敌人把狱中的《世界知识》杂志仔细查看一番，见报告开头所写有关世界工运发展史的一段内容，的确是从杂志上抄下来的，便也无话可说，只把帅孟奇打了一顿了事。

然而，在狱中她也有深深的忧伤。她挂念着自己3个幼小的孩子。长子允斌一岁多就送到了湖南老家。女儿爱琴刚出生几个月，正逢大革命失败，不得不把她托给奶妈。如今小儿子也离开了她。孩子们现在怎么样了?想起孩子，何宝珍不禁流下了眼泪。

她多么盼望能见到孩子们啊!但是，作为一个母亲，这最起码的一点要求，却永远无法实现了。

1934年秋，由于互济会一个叛徒的出卖，何宝珍的身份暴露了。敌人用尽毒刑，逼问她丈夫在哪里，却一无所获，便以死相威胁。她冷笑着回答：“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请吧!革命者是杀不尽的。”深秋的一个清晨，她英勇就义，鲜血洒在晶莹的雨花石上。消息传到狱中，姐妹们都哭了，人们深深怀念着她。刘少奇称赞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中之杰出者”，并于1951年冬，同王光美到雨花台，悼念牺牲的先烈。她牺牲后的第四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经党组织的努力，找到了她那已沦为童养媳的女儿爱琴，又从湖南接出允斌，先后送到延安和苏联学习。她最挂心的允若也于1946年找到了，多年来他流落在上海、苏北卖报，当学徒。在党的培养下，他们都已长大成才，可以告慰血染山石的慈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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