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许多读者正在与文学离婚——这不能怪谁，喜新厌旧是人的本性。时代在变化，文学的娱乐功能大多已被新欢取代，小说的命运同样如此。在当今中国，小说的生育力正当盛年，每年生产近千部的长篇小说和数量远大于此的中、短篇小说，可它们的生命力却短暂脆弱，大多数一印成文字就夭折了，除了作者自己当成宝贝之外，统统成了垃圾。依靠各种包装打扮，部分作品流行于一时，但只能吸引、欺骗涉世尚浅的少年与老眼昏花的庸人，时间一久脂粉消褪，就露出了皮皱肉松骨枯的本相。这比那些速朽的文字对文学的伤害更大，因为它会使读者认为文学就是如此模样，从而掉头他顾。文学的魅力就这样消失了。
　　处于这样不利的局面，东西却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迹，他创作于上个世纪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去年再版发行，并被拍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今年他的短篇小说《你不知道她有多美》发表，令人耳目一新。作品数量不算多，但都不是文学渣滓，几乎每一篇都有它独特的地方，又都带着东西的美学印记——始终与现实发生碰撞，也许不激烈但尖锐；语言是一以贯之的幽默风趣生动俏皮，却又杂着挥之不去的淡淡忧伤；描绘诸如粮食、劳动、钞票、勾引、小蜜、睡觉之类的日常生活场景，却能穿透这些庸常的现实，展现奇迹。东西的小说具有吸引小众的独特魅力。
　　一、穿破坚冰：东西的狠与刺
　　许多与现实通奸的小说，一门心思讨好邀宠，媚来眼去，涂脂抹粉，同流合污，轻轻巧巧，使人周身放松或昏昏欲睡，久而久之，现实的坚冰变成了人心里的冰。吊诡的是，这种坚冰还常常给人温暖的感觉。我们不再感动，我们不再忧伤，我们不再羞愧，甚至，我们不再恐惧。东西的小说却不同，有一股狠劲在其中，让人一激灵，坚冰被穿破。
　　瞎子、聋子和哑巴生活在一起的极端场景，体现的就是这种狠劲。虽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具有形而上的色彩，但对小说中的王老炳一家来说却是现实的日常生活。人类绘制了“不正常的人”的系谱，他们包括畸形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同性恋等等，由于他们和大多数人不同，这些所谓的正常人就对他们加以控制、打击、排斥、歧视、虐待，否认他们存在的价值。实际上，我们是害怕这些异类对正常的权力秩序进行挑战，所以要对其进行干预和控制。我们不能理解的是，这些边缘人常常能穿破事物的界限，抵达存在的深处。东西将三个残疾人放在一起，起到令人震惊的效果，因为这是一个加倍的“不正常”的世界，他们却力图要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最终他们失败了。这失败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合适的感知器官来沟通信息，而是他们与所谓的正常人之间无法沟通：他们被欺负、被作弄、被侮辱、被偷盗、被强奸。如果仅只于此，东西并不显得比那些专写苦难的作家高明——虽然也不会显得更差——但东西翻上了两层：王老炳一家决定逃避这个正常人的世界，迁移到河对岸去，但正常人还是过河来欺侮他们，他们无处可逃。连一个可以逃避的地方都没有，这还不够悲惨么？不够。王家宽和蔡玉珍生下了目明耳聪口能说的儿子，一个正常人，可正是这个正常的儿子给了他们致命一击：这个叫王胜利的儿子第一天放学回家，唱的竟是一首嘲骂聋哑人的歌。谁能料到，对语言和正常生活的追求的结果会是这样。一念及此，令人脊背发冷，除了铁石心肠，都会有坚冰破裂之感。东西可真够狠的，毫不留情。
　　正常人的生活，真的就正常吗？在《耳光响亮》中，有这样洞幽烛微的一章：塑造英雄。我们时常说，这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实际上，马克思对产品和需求关系的经典表述恰恰相反：生产方式不仅生产出某些产品，而且生产出对于这些产品的需要。报社编辑马艳给了金大印三个信封，让他依照信封里的锦囊妙计行事。第一封信让他照顾一位孤寡老人。金大印经多方打听，找到一位70岁的大娘，帮她洗被子、打煤球、擦窗户，还陪她说话。老大娘得寸进尺，说大印，你把我家的窗户、地板和桌椅全都擦了一遍，但你还没帮我擦过身子。于是，金大印违心帮能自如活动的大娘擦了身子，还为她倒马桶。第二封信让金大印去救人一命。这个任务虽然艰难，但苍天不负有心人，金大印幸运地从面包车旁边救下了一个小男孩，并且受了伤。东西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英雄的生产过程。在马艳和各种现代传媒的包装下，非凡的英雄金大印诞生了。荒诞吗？荒诞和真实恰恰是同一个事物的两面。这个故事写到这里，讽喻现实的任务已经完成。但东西之所以成为东西，就在于他够狠。他从这个炮制出来的英雄延伸出去，揭露出一种人性扭曲的机制。金大印成为英雄后，到处有人请他做报告。他练习普通话，背诵名言警句，注意衣着打扮和个人形象。他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以至于晚上在跟何碧雪过性生活时，一反常态要关灯过。“何碧雪说过去你不是一直喜欢开着灯吗？金大印说今晚不行，今后也不行，我不想让你看到一个英雄的隐私。何嫂，你看我的动作规范不规范，这样做会不会有失体统。……金大印说我现在有点名声了，一举一动都得加倍小心。你看我的手放在这里可不可以，这样会压痛你吗？你承受得住吗？你愉快吗？你幸福吗？奉献是我的人生准则……从今晚起，我准备把那些多余的动作全部省略掉，那样做极不严肃。……你怎么把你的口水喷到我的脸上，这样很不卫生也不礼貌……”。我们一直以为，只有金钱和权力、机器等才会腐蚀人性，没想到荣誉和名声也会使人异化。即使在个人性爱这样的纯粹隐私的场合，异化也如附骨之蛆，深潜其中。
　　现实和我们心灵上的坚冰愈积愈厚，必须要有这种狠劲才能打破。在东西这里，这种狠劲并不像卡夫卡所形容的砍破坚冰的利斧，而是一种刺，它不会使人头破血流，却会产生一种锐痛。在《我们的父亲》里，一种变形了的俄狄浦斯情结在起作用。父亲在城里我们家——我和妻子小凤的家——里不能抽烟，因为小凤怀孕了；父亲回到县城姐姐家，连晚饭也没吃就走了，因为姐姐给自己、丈夫、儿子的筷子都消了毒，唯独不给父亲的筷子消毒；父亲也没在大哥家住，因为大哥不在家，只有嫂子在家。最后父亲不见了。我赶到家乡，调查的结果是可能自己的一个侄子埋了死去的父亲。大家都有机会挽救父亲生命或弄清真相，但大家都不作为。大哥是公安局局长，他曾经接到过手下警员的电话记录，说有一个老头摔倒被送到医院后死了，按身体特征应该是他的父亲，可大哥没有任何反应，竟签了个“同意火化”。姐夫是县医院院长，姐姐是医院护士，他们竟然没认出受伤的父亲，而未及时抢救。我们的侄子在埋葬这个老人的时候，连他的脸也没有看，只觉得他穿的一只布鞋像我们的父亲平时穿的布鞋，但也没采取任何行动，就把他埋了。大家对待自己的亲人，就像对待一个陌生人一般。如果说这是一种弑父，那么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而我，虽然堂皇地指斥在县城的大哥、姐夫和乡里的侄子，但其实更应该对父亲的死负责，因为父亲是从我家里出走的，在他失踪后找到的挎包里还装着两套为我孩子缝制的婴儿服。对父亲的死或失踪的真相的追寻刺痛了我们，刺穿了冷漠的坚冰。在这个世界上，谁敢说自己是无罪的？
　　刺是令人不舒服的。但没有了刺，一味令人愉悦熨帖的艺术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在这个撒旦打扮成光明的天使的世界上，文学中没有了刺，我们如何获知事物的隐情？《痛苦比赛》里，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在一张报纸上登了一则奇特的征婚广告，应征者不必拥有其他条件，只要拥有痛苦就可以了。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痛苦比赛开始了，获胜者可以跟女孩结婚。为了取得比赛的胜利，大家绞尽脑汁，发明了许多痛苦。朋友们帮仇饼贡献了许多自己深埋心底不为人知的细节，把所有的事情都综合到仇饼身上，不用说更多的是虚构和想象。这个创造痛苦的过程几乎就像创作一篇动人的小说。在生活中，我们不是看到过类似的创造吗？可就是这样费心尽力的创造也没有用，因为评委们有自己的标准。比赛开始，仇饼陈词，说自己为了生存曾和野狗抢老鼠吃、母亲被倒塌的墙压断大腿等情节，听众都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另一参赛者马哈哈说自己参加比赛是领导安排的，自己并不想参加，并说要退出比赛。他说自己没有什么痛苦，自小一切顺利，吃得饱穿得暖，父母健在。大家认为，仇饼必胜。评委宣布的结果是马哈哈获得第一名。评委没有解释自己的理由，也许他们和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一样，认为没有痛苦才是最大的痛苦。在这种辩证法的诡计下，任何事物都具有了双重性，并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生存的真相，我们只能从这样的细节中体会出来。确实，现实中的情形就是，一群有罪的人在审判没有罪的人并给他定罪，一伙对足球比赛规则有所了解的人被称为体育权威对艺术体操比赛进行评判……或者，干脆用足球比赛的规则来评判艺术体操比赛。很显然，东西设置了一个虚拟的情境，在这个情境中呈现的却是现实的逻辑。这就像卡夫卡的《变形记》，人变成甲虫确实只能是一个虚拟的情境，但他变成甲虫后的所有情节却具有无比的真实性。东西这样来思考痛苦，又一次刺痛了我。我在生活中还感受得到痛苦吗？我心上的坚冰使我冷漠、麻木，似乎更需要的是刺激和放松，有什么能让衣食无忧的人感到痛苦呢？美国作家厄普代克说过：“艺术的真谛存在于隐含的痛，是的，这不是假的，没有痛过是没有发言权的。”
　　
　　 二、辣和苦：嘲讽的笔，忧伤的墨
　　东西的小说与现实一直发生碰撞，但却不是用利斧砍开，常常是一根隐隐的刺。造成这种特殊效果的原因就是，他的作品中的批判精神始终是反讽式的，他嘲弄、讽刺、调侃，正话反说，似是而非或者似非而是，从不声色俱厉。他的语言形成了独特的东西风味，成为他反讽式批判的主要工具。
　　虽然东西早期的小说已经蕴含了幽默的特质，但到了《商品》，这种才华才凸显出来。将小说比喻为商品固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新见，将小说文本的生产过程揭露出来的元小说手法也不新鲜，但从故事到结构，东西反讽的特质形成了一种张力，他后来作品中的许多元素都可以在里面找到种子和萌芽。比如说迷失的主题：我为了寻找失踪的父亲，登上了一辆公共汽车。碰巧，我和一位妙龄女郎坐在一起。于是，我开始找各种话题和女孩子说话，特别是关于爱情的话题。爱情故事万变不离其宗，主要是一些黄段子。当傍晚他们下车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我本来是来寻找父亲的，可现在自己成了父亲。到了目的地，却忘记了此行的目的。这真是人生使命的一个讽刺。在小说的第三部分中，作者对文学理论与评论的话语进行了嘲笑：名为《现实》的杂志认为作品“太现实”；名为《主题》的杂志说作品“太直奔主题”；《荒诞》杂志则认为“作品写得太荒诞了”；《后现代》又说作品是“写得太后现代了”；名为《形式》的杂志却认为作品“太形式化了”。每本杂志都名实不符，言行不一，自相矛盾，自欺欺人。我曾经撰文，说这是一种“后现代”品质。今天我宁愿将其视为一种对“拉虎皮作大旗”之类假冒伪劣行为的讥讽。通过这种形式，东西剥下了那些正儿八经、坐而论道而实则腹中无物、迂腐空疏的冬烘先生的画皮。
　　通过反讽的形式来批判现实、揭穿人性，其效果有时比正面直陈要好得多。在《耳光响亮》中，反讽的光芒甚至照亮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如小说中写道，杨春光上了大学，有意要和牛红梅离婚。刚巧这时牛红梅怀孕了。他让牛红梅和他进行剧烈的羽毛球比赛，最后导致牛红梅流产。也许他是通过这种形式摆脱作父亲的责任，以免留下影响他离婚并拥抱新生活的障碍。可以轻易地对他进行道德指责，可东西没有这样处理。人性是复杂的。他细心照顾牛红梅，后悔和她进行羽毛球比赛。在离家回校前，他喝醉了，和他的三个酒友一起为那个流产的孩子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追悼会。他们号啕大哭，杨春光还拟了一篇情真意切的悼词。洪治钢对此评论道：“杨春光在自己的计划完成之后，为掩饰阴谋被揭露的尴尬，用一场滑稽的追悼会（实则是一个庆祝会）来安慰内心的道德谴责，同时也修饰了他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形象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嘲讽的力量不言而喻”（洪治钢《苦难记忆的现时回访》），这确是卓见。让牛红梅流产，毫无疑问可以解读为杨春光处心积虑的计划，而且他成功了，但并不是每一个成功都值得庆祝；如果仅仅将这场空前绝后的追悼会视为反向的庆功会，那就必须将杨春光视为一个全无心肝、穷凶极恶的人，必须将其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但东西让杨春光喝醉后才举行追悼会，这不得不让我们考虑，人在什么情况下才喝酒？喝酒，除了应酬之外，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庆祝，一个是为了逃避和遗忘。如果杨春光单纯为了庆祝而喝酒，只能被牛家姐弟视为丧心病狂，这正是他当时要竭力避免的。所以他喝酒和举行追悼会，并不能单纯理解为庆功，而是为了或起码是兼有平复内心道德和感情焦虑的意图。在这个意义上，这出黑色幽默就不是一个纯粹的闹剧，而是体现了人性的复杂。在嘲讽之外，作者透出了隐隐的同情。
　　《耳光响亮》的叙述者牛翠柏喜欢吃辣椒，他把辣味带进小说。但就像我们在杨春光开追悼会这个场景中看到的一样，这种辣味中搀杂了苦味，在挖苦嘲讽中闪现悲悯之光，从而将生命和存在的荒诞与苦难都变成了诗意的忧伤。可以说，这是嘲讽的笔，忧伤的墨。东西就是用嘲讽的笔里流出的忧伤之墨在生存这张纸上书写他对现实的思考。
　　东西的嘲讽笑谑的实质，是谑而不谑。《慢慢成长》中马雄的成长故事，带着明显的戏谑色彩，是对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一次解构。马雄原来不叫马雄，他出生前一个月天空全是阴霾，可他出生那天天空突然放晴，于是他父亲为他取名马湛蓝。这就显示出，命名并不是随意的过程，它和命运息息相关。由于大家嫌湛蓝难写难念，就把他变成了马淡蓝→马蛋蓝→马蛋。马雄患小儿麻痹症右脚落下残疾之后，他父亲重新给他取名马炎。当马雄的父亲马家军做了派出所所长以后，命名却变成了一件荒唐的事情，因为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为人改名，在其中体会无穷无尽的快乐。马家军将马雄改名为马淼。马雄自己也染上了改名的嗜好。但改名却没有改变他的命运，甚至于连他叫什么的主动权也失去了，大家都叫他马雄这个他并不认可的名字。他父亲马家军可以为马雄改名，可以随意和那些找他办事的妇女睡觉，可他也无法控制儿子的命运。最后当叙述者碰到马雄的时候，这位无名的叙述者已记不起他现在的名字，只好将其称为马湛蓝（结局又回到了开始），但马雄却不知道马湛蓝是谁了。这是叙述者对创作过程进行自我观照的结果，是对人类喜欢进行命名游戏的行为的一次戏谑解构。这种命名游戏我们见得还少吗？国王变成皇帝，然后变成大总统、总理、总统、总裁等等，换汤不换药。而马雄的不断改名，恰恰成了命运无常的映照。命名就这样变成了控制与反控制的过程。
　　在《我为什么没有小蜜》里，对现实的批判、对人物的嘲讽与同情紧紧缠绕在一起。米金德发现，除了他，他的男同事几乎人人都有小蜜，他心理失去了平衡，也开始寻找情人。由于他无权无势无高大身材无语言魅力无超人性能力，他只能在过去的女同学、一个丑单身大龄女人王微身上打主意，可就是这个女人也看不上他。经过一番折腾，王微主动邀请了他，可他却不行了。他被王微赶出门，“他的脚后跟刚离开，那扇门就响亮地撞过来。米金德无力地靠在铁门上，用手拍拍自己的下身说，老弟，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很显然，米金德追求情人的目的并非为了生理的需要，而是出于精神的需要，这种精神的需要也不是为了倾诉或安慰，纯粹是为了寻求心理平衡，争一口气，挽回自己受伤的尊严。他不知道的是，小蜜也是权力和市场合谋的社会里的一种资源，也存在着分配不公和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他的性功能障碍使他的追求变得荒唐可笑，但同时必须看到，他的阳萎是精神上的，而不是生理的。东西用一种嘲讽的形式写出了社会对小人物的压迫和对小人物的同情。
　　在《不要问我》这篇小说里，生命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使东西的小说艺术得到质的升华，是当代中国文学不可多得的重要收获。一位大学物理学副教授，因为酒醉吻了一个平时喜欢的女学生，被当成流氓，失去了尊严，就收拾行李南下另寻出路。在火车上，他丢失了装有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以及现金、衣物等东西的皮箱，从而使自己陷入了困境。他找工作、谈女朋友，都因没有有效证件而告吹。最后，他找到了女朋友，过上了性生活，这是个不需要他出示证件并且让他赊帐的妓女；他也找到了工作，不需要副教授的知识，也不需要证件，只要证明你能喝就行——负责帮一家公司喝酒，可在面试的时候战胜了竞争者的他却喝死了。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写自我的迷失。东西每一篇小说在骨子里都有形而上的精神，但这种形而上却从来不以寓言化的面目出现，仿佛是在庸常的现实生活情景中被形而上无意间穿透。《不要问我》的形而上精神比较明显，但仍然是从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出发的，所以就具有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哲学角度只是解读这篇小说的一种角度，而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角度。比如说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东西这篇小说表达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卫国就是卫国，他的出生，他的知识，他的身体，这些构成了他之所以成为卫国的必要条件。可是在现代性君临的时代，卫国必须符号化，他才能成为卫国，换言之，只有他持有名为“卫国”者的身份证，他才能成为卫国，他只有持有大学副教授的职称证书，才能证明自己拥有一个副教授应该拥有的知识和能力。现代性依赖专家系统和机器等抽象系统来管理世界，任何人、任何事物都只有符号化、数字化才能为这个系统认可，就像计算机只认识二进制数字一样。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这是彻底而绝对的异化。卫国成了这种异化的机制的牺牲品。当他必须用身体证明自己的时候，就是他的身体从世界消失的时候。东西在这里表达的是整个人类的境况。这是对现代性宣称的以人为本的极大讽刺。从卫国身上，我们也可以说，人死了。回到小说本身的语境，《不要问我》的象征和隐喻系统也值得我们关注。这个象征和隐喻系统带着东西的讽喻情调缓解了批判时的沉痛，将批判化作了水中之盐或酒里的酒精，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尝出来。一开始，卫国是不愿去喝酒的，却被迫喝了酒，导致他的命运发生转折；结束，也是酒，这次是主动的，却导致了死亡。造化弄人，一至于斯。可卫国却茫然不知命运的安排，在激流中拚命挣扎，越陷越深。他将希望寄托在丢失的皮箱上。这皮箱是他父亲遗传给他的，里面装的东西在卫国自己的叙述里越变越多，他越是这样认为，就越是希望找到这个皮箱，并把希望越来越深地赋予它。从小说道具学——假设有这门学问的话——的意义上，这个皮箱相当于唐吉诃德的铠甲长矛和孔乙己的长衫，都是来自过去的武器，而且他们都希望用这样的武器来和变化了的现实战斗。这是理想的徒劳。鼠目寸光的庸人们只看到唐吉诃德孔乙己卫国们的徒劳的可笑，却无法看到他们追寻理想的灵魂光辉。试想，没有西绪福斯为我们肩住了那反复从山顶滚下的巨古，人类不早就被压垮了吗？谁有资格嘲笑他日复一日的奔忙？没有什么明天，没有什么来世，只有义无反顾的生活。东西确实用嘲讽的笔来写卫国的皮箱情结，但这笔里流出的是忧伤的墨，这是带笑的痛苦，这是满含痛苦的笑。
　　语言上的反讽和诙谐容易看出和理解，不过东西的反讽和诙谐不单是一种语言形式，更是结构性和情节上的。认真体味他的小说，常常可以悟出，许多人追求的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常常以相反的结局告终，或迷失在追求的过程中，忘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幽默具有双重性，既是反讽诙谐轻松的，又是沉重严肃的，辣中有苦，笑中杂泪。在批判和讥刺中有同情，在嘲讽里有忧伤，在谑笑中有深痛，形成一个奇特的混合体，这就是东西式诙谐的不同寻常之处。
　　
　　 三、找回失落的想象力：东西的奇迹美学
　　小说家东西有天突发奇想，写了一首诗，叫《只一次》，其中写道：“一年只抬一次头，那是有人告诉我今夜中秋”。是什么东西触动了东西的心弦，促使他写下了这样令人忧伤的诗句？为什么我们不再仰望星空？为什么我们不再凝视月亮？为什么我们不再吟诵诗篇？因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告诉我们，仰望星空、凝视月亮、吟诵诗篇是小资情调，既不能改变世界，也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同时，科学告诉我们，太阳是一只不停燃烧的气球，月亮不会发光，上面没有生命。既没有什么羲和驾日，也没有什么太阳神阿波罗（意味深长的是，到目前为止唯一飞上月球的宇宙飞船就叫“阿波罗”），更别提什么嫦娥玉兔、吴刚伐树，统统都是扯淡，要有，也早把他们烧死或冻死了。科学还将一切有趣的事物变得无趣，如生理学将奇妙的、诱人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男女性爱变成了源自物理化学反应的纯粹生理过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温伯格曾经说过：“宇宙越显得可理解，也就越显得毫无意义。”科学是奇迹的天然敌人，它把一切都弄清楚后，世界已无奥秘可言。这是一个理性的王国，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谋将奇迹从我们的生活中驱逐出境。
　　幸好还有艺术，还有文学。许多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向理性的王国靠拢，将其笔下的生活写得和现实一模一样，还以此为荣，说是客观、真实，符合逻辑。要客观真实，有科学就够了，有照相机、摄影机、显微镜、放大镜、新闻报道就够了，要文学干什么？显然，文学的使命绝不仅仅是为了像镜子那样单纯反映客观事实。这些作家屈服于冷酷的工具理性或与其同谋，满足于描绘事物的表面，缺乏想象力。而文学应该作用于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触及生命的奥秘、灵魂的颤抖，让我们看见一滴露水里的斑斓，让我们听见大地、海洋、天空里流动的音符。文学如果不能给我们展现奇迹，不能让我们充满期待，那将是文学的遗憾和溃败。
　　东西用他不同凡响的想象力向我们展现了日常生活的非逻辑性，从庸常中产生奇异、不可解。在《我们的父亲》中，我们找到了埋葬父亲的土坑，可扒开黄土，父亲却不见了。从叙事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悬念。这个悬念不可思议，引人深思。失踪的父亲这一情节模式在东西的小说里反复出现，超出了单纯作为悬念的叙事功能作用。罗兰·巴特说：“父亲死了，这会使文学丧失许多悦。倘若父亲不复存在了，还讲故事作什么呢？每一种叙事不就都要复原成俄狄浦斯么？讲述故事不就总是探寻某人的来历、演绎某人与法则的冲突、转入慈爱与仇恨的矛盾状态么？我们现今将俄狄浦斯与叙事一并抛弃了：我们不再爱，我们不再恐惧，我们不再叙述。作为想象，俄狄浦斯至少对某些事物有用：做好小说，讲好故事。”（罗兰·巴特《文之悦》，屠友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P．58。）这样说来，写父亲失踪而不是写父亲死亡，就是一种期待。《耳光响亮》里就让牛家人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寻找失踪的父亲，为了爱，为了道德义务，为了可能存在的经济利益，为了真相。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父亲，可他已经回不来了，只留下一本笔记本。从中我们知道，父亲是个小偷、杀人犯，经常嫖赌贩毒。东西的神来之笔就是父亲在学习五笔字型汉字输入技术，记录了一条口诀：“金勺缺点无尾鱼”，好一个与时俱进的父亲！这是一个真正的奇迹。东西解构了一个作为榜样和秩序象征的父亲的形象，这个父亲使我们成了时代的孤儿。
　　牛青松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有一天寄给牛红梅姐弟一封信，约定在东兴中越大桥桥头见面。当牛翠柏赶到时，已经迟到了，可他在河边等了一个小时，还没有见到哥哥的踪影。这时，河中漂来一具尸体，在桥墩边转了一圈，又往下游漂。牛青松喊了一声哥，尸体停了下来，靠在岸边。他看到了布满伤疤的牛青松。这就是骨肉亲情，就是死了也要来赴约会，也能听出亲人的声音，还将身子仰躺在水里，以便亲人看见他。亲情创造了不可能的奇迹。在荒漠般的人世间，在牛翠柏日渐干枯的心灵里，产生了对这奇迹的反响，出现了一段最感人的文字：“我一下子瘫坐在河边，对着哥哥的尸体痛哭。我尖锐的哭声穿透异乡的天空，像一阵雨落在北仑河两岸。我突然觉得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死了，只剩下我凄凉地坐在河边……哥哥的尸体紧贴着河岸一动不动，河水从他的下面走过，波浪鼓荡着他。他做着要站起来的模样，但他怎么也站不起来。”也许东西在这里写下的是自己的切身感受，才能如此饱满，如此动人。
　　自然也在向我们展现它的奇迹。《送我到仇人的身边》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张洪为了筹钱跟兵晓零结婚，把自己的同学赵构给杀了。杀了人得到钱后，兵晓零却不见了。最后兵晓零带警察来抓张洪，张洪被枪毙。兵晓零明明知道张洪要去杀人，不但不阻止，反而提供了一包毒药，正是这包毒药毒死了赵构。小学的莫老师为了一万元钱，问都没问是谁的尸体，就帮他搬。人类的冷漠、自私和无情都暴露无遗，这一切天经地义，顺理成章，完全可以理解。自然却向人类展示了奇迹。在赵构死的时候，天突然下起雨来，并且在张洪扛走他的过程中，有一团雨一直跟着。张洪将赵构埋在工棚里的水泥中，两天之后，台风将工棚掀翻，覆盖赵构的水泥被吹开，使得张洪只能找其他地方灭迹。他将赵构埋在河边的土坑里，河岸塌方，尸体又暴露了出来。最后，他在工地上找到一个铁皮油桶。他将尸体装入油桶，用水泥封住，然后将油桶滚入河中。他没想到，秋天到来，河水干枯了，尸体被人发现。对赵构来说，自然就是他的守护神。每件事情，分开来看，都可以说是偶然事件，可当它们全部集中到一起，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时，这就不是一般的巧合，而只能用奇迹来加以解释，这种奇迹来自自然的有情。如果你要证之常理，就会南辕北辙，仿佛是拿直尺去测量曲线。
　　《你不知道她有多美》是东西有将近两年时间没有写过小说之后的强势复出、牛刀小试之作，在题材、语言风格上都有很大变化，但其丰盈的想象力仍然是东西独具的。也许是有意使用新的艺术手段，或是无意中受影视艺术的影响，短短的小说里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东西小说的独特魅力并没有受到损害，反而得到充实。在恐怖的地震爆发后，少年春雷浑身插满各种形状的玻璃逃了出来，却感觉不到痛苦，不是因为他失去了知觉，而是因为他心里没有空间来盛痛苦，他心里装的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长着长长的睫毛，眼珠子比蓝天还清亮，红扑扑的两腮挂着酒窝……在充满痛苦和悲哀的地震灾难中，春雷由于有了对青葵的思念而产生了一种镇定自若，仿佛是青葵带着他在天上飞，而不是浑身插满玻璃在残垣断壁中艰难踉跄。那些玻璃不但没有带给他痛苦，他反而觉得雨打玻璃的声音很好听，好像是音乐；他看到的是太阳照耀在玻璃上产生的灿烂光芒。现在，他的身上满是玻璃留下的疤痕，他的心中布满的却是对青葵的幸福回忆。这是生命中的奇迹，而《你不知道她有多美》则是东西奇迹美学的一次完美体现。他不是要唤醒对苦难的记忆，而是越超苦难，扫除媚俗作品中大量存在的庸滥的冥想、感伤、哀婉、正确而空洞的领悟。这才是真正的承受，只有生命的奇迹、爱的奇迹，才能战胜恐惧，从悲剧中超脱，得到净化和升华。
　　从实在世界的光滑圆整的外观中，东西发现了绽裂的缝隙。他看到了一般人没注意到的隐微，这些隐微以奇迹的形式展现自己：从来不会说话的哑巴蔡玉珍被人强奸，在挣扎中突然吐出几个字“我要杀死你”（《没有语言的生活》）；不仅是哑巴说话，在《肚子的记忆》里，死了41年的杨金萍听到有人说起她的名字，也情不自禁地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为了使自己的遭遇显得特别痛苦感人，仇饼虚构了母亲被倒塌的墙壁压断腿的情节，当他比赛结束回到老家后，他妈妈正在墙边剥玉米，准备站起来迎接他，真的被突然倒塌的墙压断了腿（《痛苦比赛》）；孙朝下岗了，厂里发了三百元人民币，要他们用这钱重新创业。他在路上碰到一位妓女，价钱刚好是三百（《关于钞票的几种用法》）；父亲留下的自行车没有钥匙，怎么也打不开，牛青松说要把锁砸了，话音未落，锁咔地一声自动弹开（《耳光响亮》）……冷冰冰的现实的因果链条被打断了，生存出现了意外，哪怕这意外只有一点点，也是暗夜中的星火，无比珍贵。小说中的一系列事件、运动、物质、姿势、表情中，必须包裹着一个内核，这个内核是能萌芽的种子，能引起燃烧的火星。好的小说中应该充满了思想的潜流，在表层的动作、语言、思想和情景下面，到处是隐喻、回声、阴影。那些表面上的东西只是一种掩饰，神秘、潜意识、复杂、高深莫测的暗流才是小说的精华。否则，小说何以臻至诗歌的境界？《目光愈拉愈长》是对人类想象力的一次奇妙想象，具有诗歌的品质。刘井为了让儿子马一定有吃有穿有文化、发财做官过上好生活，强迫他跟姑姑到城里去。东西描写的母子离别情形，是在当代小说中能读到的最令人难以释怀的场景。刘井站在路上，目送马红英背着马一定离去。“渐渐地他们的脑袋变成了一个脑袋，马红英的行李包再也不飞起来落下去了，刘井看不见他们了。刘井踮起脚后跟，才又看见他们的背影。他们继续往前走，他们愈来愈小，刘井向前跑了几步，站在一个土坡上，他们的背影又清楚起来。现在她可以看着他们走很长的一段路。”对视线的准确描绘，体现了作家深厚的生活积累和语言表达功底，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这段充分体现刘井感情的文字中竟没有出现一处心理描写。我们从作家的描绘中，却能充分体会其感情的暗流汹涌澎湃。后来，思子心切的刘井爬到屋顶上，伸长脖子，拚命往远处看，越看越远，终于看见了在城里的儿子马一定，这时她却从屋顶上摔了下来。这里暗蕴着一个深刻的哲理：人类只能用想象看透世界的内里，但却无法承受真相。《目光愈拉愈长》里深切的同情与温婉的讽喻和谐地共生，卑微琐碎的事情与浓郁的诗意、深刻的哲理巧妙地并存，使这篇小说成了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好的小说家应该能用自己富有想象力的作品深切地打动人类心灵、唤醒沉睡的感情或激起人们感情的波澜，它能使感觉更加敏锐，帮助人们看见和欣赏人间奇迹。在东西小说幽默跳脱的语言背后，在尖锐的批判和诗意的忧伤中，隐藏的就是这种奇迹美学。它穿破现实和心灵的坚冰，像寒夜的火把照亮我们独行道路上的黑暗，温暖没有希望的心灵寒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