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红明：刚拿到长篇小说《后悔录》的时候，我就被这个标题吸引了，好像心口被撞了一下，原因是我也常常做后悔的事。从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开始，你的小说一直在整体上指向一个大的命题；《不要问我》探讨的是人丧失身份之后的荒诞处境……那么，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隐含的真正寓意是什么？萌发的初因又是什么？ 　　
　　东 西： 写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小说，我更愿意从小事情、小细节入手，更愿意去放大内心的秘密，而后悔正是我的秘密之一，每一次我都想逃避它，但是又不得不陷入新的后悔。在我的经验里，后悔恐怕是谁也没法逃避的行为。现在有许多小说高手，都在写自然地貌，写树木，写大河，也写村庄，写街道，这些东西我写不过他们，而且也被他们写秃了，快沙漠化了，所以我得往地下写，写人物的内心。当我的“精神胜利法”越来越来猖狂的时候，我就越喜欢《阿 Q正传》；当我的年龄渐渐走向40岁的时候，我就越喜欢《洛丽塔》；当我的母亲卧病两年之后，我竟然也有了“局外人”的心态。所以《后悔录》是我从内心出发的一个小说，目的是想在这个没有两片树叶完全相同的世界里，找到相同的心理感受。 　　
　　钟红明： 读完整个长篇，越发觉得书名为《后悔录》而不是《忏悔录》，是非常准确的。曾广贤并不忏悔他的一生和他的时代，在回忆中他也丝毫不怨恨那些让他的幸福期望都落了空的人，他只是热切地假设：没有发生的那些可能的故事、可能的行动、可能的结果，会让他幸福。所以他的后悔，与其说是对行为的修正，不如说是可怜的白日梦。他在自己无法更改的荒诞的命运旁画出了一道道幻想中美丽的枝蔓，铺花的歧路。你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是否跟法国作家卢梭的《忏悔录》进行过对比？ 　　
　　东 西： 不时地想到那个小说，但是“忏悔”是西方的基督精神，追问的是事情的起因，也就是说一开始我就错了，是原罪。而“后悔”是东方人的特产，追问的是后果，也就是当结局跟预想不对等时，才会后悔。后悔包涵了无奈，甚至耍赖，也跟“忏悔”的部分内涵重复，是一种更复杂的情感。 　　
　　钟红明： 这种情感具有普遍性，难怪小说一出来就获得了圈内圈外不少的好评，也只有抓住了人们的普遍心理，小说才会获得更多的读者。在这部小说里，你不仅把人物的内心活动写得很精彩，设计的外部环境也很特别，是一个大仓库。这个仓库是曾广贤资本家身份的唯一见证。因隔墙无法到达仓库顶，所以他偷窥到了父亲的秘密；仓库成为舞台，所以他仰慕的女芭蕾舞演员的曼妙身躯一次次掠过，攻占了他整个的意识；仓库返还，成为他巨大的财富，这座金山又很快地流走……你为什么选择仓库这个背景？
　　东 西 对于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仓库具有特别的意义，那里曾经储藏过我们需要的食物和布匹，曾经平均分发过我们最需要的物品，像肥皂、牙膏、棉胎什么的，也曾经拿来做过临时的会场，个别特殊的地方还用来吃过“大锅饭”，概括地说“仓库”就是集体时代的象征。慢慢地仓库退出了我们的视线，有的变成了商业场所，有的成为艺术家的寄居地，有的干脆荒废，被人彻底地遗忘……而在我的小说中，仓库开始是曾家的住房，后来变成了会场、办公室，最终成为娱乐场所。从仓库的变迁，是不是让你看到了时间的变化、社会的变革？一个令主人公伤心的、严肃的地方，最后竟然变成了娱乐场所，我写的时候就有点心酸。 　　
　　钟红明： 确实，这个环境设计得挺好。曾广贤出生这里，他是资本家的后代，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小人物，小说的第一章命名为“禁欲”，就是一个时代的概括。由于他不可遏制的多嘴，一次次将父亲送入厄运之中，因为时代的政治意识几乎变成他的本能。在禁欲的时代里，合法的性只存在于婚姻中，不然就会导致悲惨的命运。他因为无知和恐惧，错过了向他大胆表白的少女；但活跃异常的欲望煎熬，还是让他蒙着眼睛进入仰慕的女人张闹的房间，什么也没有干被诬告成了强奸犯，狱中十年，隔着铁窗他却获得了坚贞的爱情，手指的触摸就是全部的满足……锐利的痛苦，在黑色幽默的细节和表述下，变得更加荒诞，但又无比真实，震撼。 　　
　　东 西： 没有这些细节，就无法使读者看到真正的后悔。真正的后悔就像平时我们说的：“悔得肠子都绿了”，“悔得牙齿都酸了”。这个小说从“禁欲”开始写，然后写到“友谊”、“冲动”、“忠贞”、“身体”、“放浪”、“如果”，细心的人会发现，这就是我们30多年来情感生活的走向，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性生活变迁”。我主要是写曾广贤对情感生活的后悔，造成他后悔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多嘴。所以我在小说的不少地方写了他扇自己的嘴巴，甚至抠出血了，肿了，烂了，都不像嘴巴了。 　　
　　钟红明： 在一次你的作品讨论会上，评论家李敬泽说你很善于写人的器官，比如《没有语言的生活》写眼睛、耳朵和嘴巴，《目光愈拉愈长》写眼睛，《把嘴角挂到耳边》写嘴巴，同时也是写表情，《耳光响亮》写脸部被扇，而《后悔录》你又写了两个器官，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身体写作，你对这个评价怎么看？ 　　
　　东 西： “身体写作”的定义比较复杂，我想我是在写身体，同时也调动自己的所有器官去感受这个世界，争取做到准确，感同身受。 　　
　　钟红明： 你的小说中充满似乎无解的悖论。我觉得小说最富有挑战的还是在后半部，当曾广贤出狱，一下子迈进一个解禁的时代，他还是不断错过女人和情感，等他从张闹的假结婚证中解脱，等他有了大把的钱，可是，他面对任何女人，都在她们的手掌上看到了失散的妹妹那样的痣，伦理的恐惧代替了政治意识的压迫，仍旧让他陷入无性的生活境地。他终于达到了一生中最后悔的——没有那样的性生活，一次也没有。他只是可怜地央求小姐听他倾诉他的一生，而小姐却只关心完成交易。为什么这样来完成你的主题？这是很极端的。事实上，我觉得你的小说都有推向极端的倾向。 　　
　　东 西： 小说里有这样一段叙述：“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来，只要我的邪念一冒头，就会看见女人们的右掌心有黑痣，就觉得她们要不是我的妹妹，就是我妹妹的女儿。我妹妹真要是有个女儿，正好是你这样的年龄，所以，直到现在，我都四十好几了，快奔五十岁了，都九十年代了，也没敢过一次性生活，就害怕我的手摸到自家人的身上。”这段叙述是放在取名为“放浪”的第六章，也就是说当遍地都可以找到性生活的时候，曾广贤反而害怕了，他对性生活从厌恶到渴望，到恐惧，最后他把一般的“恐惧”上升为一种“宗教”，再次回到小说开头的“禁忌”里，但这一次不是社会给他的“禁忌”，而是他自愿的选择，终点又回到起点，却已经不是原来的层次。 　　
　　钟红明： 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了小说结尾的那一笔，他在植物人父亲床前倾诉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一件事，“赵阿姨曾经在半夜里赤身裸体地走进我的卧室，但我连一个指头都没动她，要不然，等你醒过来，我怎么敢看你的眼睛？”赵阿姨是父亲的忠心的情人，伦理的坚守阵线居然是由曾广贤这样一个人物完成的，多么脆弱的时代，多么巨大的反讽和悲哀！ 　　
　　东 西： 从上面的两个事例可以看出，曾广贤有乱伦的恐惧。 　　
　　钟红明： 这部长篇的结构看得出经过精心的设计。前一章，我可以看出曾广贤是在向一个陌生人倾诉，到了第二章我知道他是在向一个陌生的异性倾诉，随着小说的慢慢进行，我才发现他是在向一个收费的按摩小姐倾诉。到了小说的最后一章，曾广贤回到家里，向变成了植物人的父亲倾诉。不管他向谁倾诉，其实听众都不太称职，一个只想着完成交易，一个是植物人，可以说是没有听众的讲述。 　　
　　东 西： 这是反西方的讲述，西方人有了悔意，大都是向神父倾诉，而曾广贤只得找一个收费的听众，很滑稽。也许他的注意力只在于讲述，而根本不乎听者的态度，就像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和我们这个话语泡沫的时代是吻合的。至于后面他向父亲的倾诉，则是更有意的安排，因为最后一整章都是“如果”。如果没有天大的后悔，他就不可能把变成植物人的父亲，说得流出了眼泪！ 　　
　　钟红明： 正是这种特殊的叙述，使你的小说语言发生了改变。以前你的语言有很多奇妙的比喻，比较“华丽”、“调皮”，这次却更口语话，更准确，几乎没有废字。是因为结构的特殊，你才改变语言风格，或是你对小说语言本身的观念有所变化？ 　　
　　东 西： 有两方面的原因。现在我的小说语言已不像过去那么调皮，那么赤裸裸，而是有所收敛，追求准确。过去我是手不听脑子的，写得很泛滥，现在是力争做到脑手一致，追求干净利索。但是有一点我是不变的，那就是对幽默的爱好，只不过这一次埋得更深一点。郜元宝在评论里说：“作者的幽默的笔法，让我们感到，这个‘我’也确乎一个讲后悔话的大师。作者的幽默的话，要是引用起来，就得将《后悔录》抄写一遍，所以我这篇读后感决定一句原文不引。”很感谢郜元宝先生给我这样的评价。 　　
　　钟红明： 离你的第一个长篇小说《耳光响亮》的发表已经8年了，8年之后，我发现你的长篇仍然关注文革时期。你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我以为时代的烙印在你并不很明显，但为什么你偏偏钟情于那个年代？你生长的年代和少年时生活的环境，是怎样影响了你的价值和观念？ 　　
　　东 西： 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痴迷的时代背景。《耳光响亮》从1976年写到80年代中期，主要想表达精神父亲消失后，我们如何成长？而《后悔录》则把时间往两头延伸了，起跑点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终点站在90年代后期，跨度为30年。这30年，除了我身在其中，还因为它的变化特别巨大，而变化最巨大不是经济、政治，而是我们的心灵，所以陈晓明先生说我其实是在“写人的心灵质变”。文革正好是我的童年时期，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往往影响他的一生，而我也讨不脱这个宿命。（ 钟红明：（20040）上海市巨鹿路675号《收获》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