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方法使我感觉最满意的地方，是因为藉着它可以很有把握地在一切事上运用我的理性，即使不到绝对完全的地步，至少也达到了我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除此以外，我觉得藉着这种方法，我的思想可以渐渐地从那事物得到更清晰和更明了的概念；而且我既然没有把这方法限制到任何特种的事物上去，所以我也希望把它用来解决其他科学中的困难问题，可不亚于用它解决代数学上的问题。然而我并未敢因此就企图立刻审察各项科学中的我所见到的一切困难，因为那不免违犯上述方法所规定的次序。但是我认为既然一切科学的原理都是来自哲学，而在哲学中我从未发现任何准确的理论，所以我便觉得我的第一要务是建立哲学的原理。可是我很知道为哲学创造原理是一件重大无比的事，而且极容易坠入鲁莽或成见的危险中去。况且我当时才仅二十三岁，所以我想到应该等我达到比较成熟的年龄，并先用充分的时间从事准备。在准备的事项中，我要一方面从我的心中抛弃一向所接受的一切错误的意见，一面又搜集各种不同的经验，作为我推理的材料，同时在运用我所采择的方法上不断地训练自己，以求达到更能纯熟利用它底目的。

第三段

最后，在没有开始重建我们现在所居住的房子之前，若仅把这房子拆毁，把重建的材料和建筑员工准备齐全，或是根据事前缜密设计的图样而由我们真的亲自动手，这都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同时准备另外一座房子，以便在重建工作进行的时期可以很舒适地住在里面。这样一来，我便可以在行动上不致彷徨失措，纵使我的理性不许我即作最后判断；并且为要使我生活的前途或可造成最大可能的幸福，我就整理出了一套暂定的道德法典，其中包含了三四个格准。现在我愿意把它们介绍于后，以供大家的研究：

第一，是要服从我自己国家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始终保持那我从童年时代靠上帝的恩典所学到的宗教信仰，并且在其他的事上，都以同胞中明达诸贤所同意而采纳的最中庸而远离极端的意见来督导我的行为。因为，我既然已经开始以我自己的意见为虚空无用，而愿意把它们详加考核，所以我深信在过渡时期，最好是遵从那些明达诸贤的意见。而且虽然在波斯和中国无疑地有些人与我们中间的人是同样的贤达，但是为图方便起见，我就认为我应当以那些与我必定同处在一个社会的人的意见作为我行为的规范。同时，我觉得为要查明这些人的真正意见为何，我毋宁应当审察他们的行为，而不应当只听他们凭口讲说。这是因为在我们腐败的习俗中，不但很少有人愿意全部吐露他们所相信的，而且因为有很多人并不自知他们所相信的是什么。其实那使我们相信一件事物的思惟作用，和那使我们知道我们相信某件事物的思惟作用是两件不同的事，因此可以有这个而没有那个。再者，在不同的人所采纳的不同意见中，我之所以选择其最中庸的，不但是为了它常最便利于实行，而且可能是最好的（因为一切极端的意见通常都有弊端），也是为了我如一旦坠入错误之中，便可以离正道不太远，这样总比错误地选择某一个极端好得多。我特别把剥夺我们某些自由的一切约束划入极端之例，这并不是说我不赞成用法律来防范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发生动摇变卦，因而许可双方在企图达成一件美好的计划时互立誓言，互订合同，以便彼此忠信守约，甚至为了通商贸易的安全而批准同样性质的誓约，虽然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无关于道德。但是我在地球上未曾寻见完全比变化还优越的任何事物；同时，我自己也希望渐渐地改善我的诸多判断，而不让它们停滞退化，所以我认为，若因为前时曾赞许过一事，就必须以后也赞许它——其实那件事或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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