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距离重庆解放只有3天。

    “当时我并不知道新中国已经宣布成立了。”盛国玉回忆，当时职务高的共产党人关押在白公馆，他们能看到报纸，知道一些消息，但关押在渣滓洞的难友们知道的不多。

    盛国玉关进渣滓洞不久，渣滓洞取消了放风。她说：“很多人都猜想，重庆很快能解放了。”

    1949年11月14日，那一天盛国玉记得很清楚。

    “是下午，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盛国玉回忆，有特务到女牢门口喊：“江雪琴，出来！”

    江雪琴，是江姐在狱中的名字。

    对面楼上的男牢里也有男同志被押下来了。大家马上就意识到，特务要杀人了。

    盛国玉回忆：“江姐没来得及跟我们说什么，我只看到她把一直带在身上的相片拿出来亲了亲，然后又装了回去。”过了很多年，盛国玉才知道那是江姐唯一一张一家三口的照片。

    江姐再也没有回来，“大家都说江姐肯定已经死了。”盛国玉也感觉空气中到处有血的味道。

    11月27日晚上，秋雨把歌乐山浇得凄凉悲壮。

    盛国玉上床准备睡觉，突然听到特务挨着牢房提人。“不到一个小时，出去了两批人。”她说，“过了一阵，特务进女牢喊我们都出去，说办移交了。”

    有人问，移交到哪里去？特务回答说，给杨森。“四川人都知道杨森杀人凶，谁也不再开口说话。”

    盛国玉和近20名女难友，被关进了楼下的八号牢房。“我们通过门缝看到外面有火光，还闻到了汽油味。”盛国玉回忆，一声哨响后，冲锋枪就从门上的窗口伸了进来。

    一阵扫射之后，敌人又打开牢门，进来补枪。

    “敌人补枪后，我和胡芳玉没死。”盛国玉说的胡芳玉，是一个参加过上川东武装暴动的女共产党员，四川梁平县(现重庆梁平县)人，年仅23岁。

    “胡芳玉站起来叫我快走，我还没回答，她就被敌人看到了，打死了。”盛国玉再也不敢动了。敌人放的火越烧越大，眼看到楼板马上要垮了，盛国玉才往外跑。

    慌忙中，盛国玉躲进了男厕所，一头趴到尿槽里躺下。“粪池里还躲着两个男同志。”盛国玉回忆，好像还有人说渴，她实在坚持不住，晕了过去。

    两位住在附近的老人看到渣滓洞的火光，跑过来在厕所发现了盛国玉，赶快把她扶了出去。

    国民党军队随时可能回来，两位老人找了一身衣服和鞋子，给了盛国玉一点钱，让她快跑。

    11月30日，重庆解放。发着高烧、极度虚弱的盛国玉终于安全了。

    1949年，在全国各地，集体屠杀被捕共产党员的事件发生了多起，仅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侥幸脱险的同志，包括盛国玉在内，仅35人，185名同志没有迎来解放。

    60年过去了，盛国玉仍然记得每一个和她倒在同一个牢房里的共产党员和难友：胡启芳、彭灿壁、李惠明、马秀英、胡芳玉、罗娟华、朱世君、张静芳、黄玉清、左绍英、荣增明，还有左绍英之女、监狱之花卓娅(不到一岁)、彭灿壁之女(不到一岁)。

    1949--他们见证了新旧政权更替，在等待中迎来了新生

    1949年11月的最后一天，小学教员何裕樵早上起来，就听到了解放军已经进了200公里外的重庆城。这几天，长江里不断有杂物往下漂，那可能都与位于上游的重庆发生的变故有关。

   重庆城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继续由城市到农村，逐一解放周边的县城、乡镇。

    何裕樵所在的忠县，地下党已经在半公开地宣传“查田定产”。何裕樵解释说，这主要是为摸清土地状况和产量。

    30日未到晌午，突然两个解放军战士站到了何裕樵在长江边上的房子门口。“他们背着冲锋枪，问我洋渡镇在哪里？”

    何裕樵没有恐慌，详细介绍了情况。“当时国民党政府当官的基本都跑光了，乡镇根本没人管，店铺不敢开，怕遭抢。”

    何裕樵说，所有的人，都对这场政权交接既期待，又担心。

    得知距这个叫洋渡的乡镇还有30多里地，解放军战士问何裕樵能不能带路。“我想了想答应了。”他说，“我当时是拥护共产党的，也不怕报复。”

    何裕樵说的报复，是因为国民党在乡镇留下了很多特务和外围组织成员，专门搞一些暗杀活动。“我们县任家乡的乡长后来就被'刀二匠'的人杀了。”何裕樵回忆，“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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