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是军人，“两航”人员的义举，仍然被称为起义。60年后，“两航”起义的亲历者谈到当年，仍然唏嘘不已。

    87岁的陈耀寰回忆，1949年5月，军管会在上海接收中航资产时发现了一封信：“公司留存上海之飞机及各种设备，均应妥善保管，并清点造册，将来移交给新政权。”

    写这封信的正是中航总经理刘敬宜。1949年初，两家航空公司按照国民政府的要求搬迁到了香港，并计划迁往台湾。

    陈毅、粟裕敏感地捕捉到了“两航”人员渴望回归的强烈愿望，当即向中央递交了《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建议策动“两航”起义。

    建议很快被中央采纳，周恩来亲自进行部署。

    1949年8月，刘敬宜曾经的学生、我党干部吕明，还有尚留在大陆的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作为特使，秘密潜入香港，开始策反“两航”。

    “当时'两航'飞行人员的收入不菲，机长月薪有2000美金。”定居香港的北飞机长林雨水回忆，但“两航”员工大多根在内地，也有不少是立志“航空报国”的华侨，他们渴望国家繁荣，民族强盛，不愿意去台湾。

    经过艰苦细致的接触、谈话，在央航公司总经理陈卓林决心起义后，中航总经理刘敬宜也决心一同起义！

    举事前夜，刘敬宜用英文给美方副董事长写了一封信：“'中航'是一个中国的航空公司，它必须回到中国，在中国恢复工作。”

    11月8日的夜，对于“两航”人来说是激动而紧张的。他们一一通知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客人，说飞机有故障不飞了。

    翌日5时许，12个起义机组、56位义士按计划进入香港启德机场，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机组办理完各项手续，打着手电找到自己的飞机。

    国民党空军前战斗机飞行员、“飞虎队”成员机长林雨水是目前两位健在的机长之一，他把夫人周秀笙、两岁的女儿林慰慈也带上了起义北飞的飞机。

    60年后，林雨水老人说：“我那天带了一把手枪，当时就想，国民党特务如果不让我走，我就拼命。”

    “飞往台北”“飞往重庆”“飞往海口”“飞往……”各架飞机依次向塔台报告了虚假的飞行计划后。6时，12架飞机几乎同时发动。10分钟后，央航机长潘国定驾驶“空中行宫”号，率先起飞。

    6时30分左右，12架“两航”飞机载着大量航空备用器材，在脱离香港机场塔台控制后，立即调整航向，向北飞去。

    为防止国民党空军战斗机起飞拦截，北飞机群保持高度警惕。

    机群飞过长沙约10分钟，一个盼望已久的声音出现在无线电里：“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这个亲切的呼号，15秒钟一次，反复播放。

    这是党中央为“两航”起义飞机特地安排的无线电信号。各机舱里一片欢呼，有的机组兴奋地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9日12时15分，潘国定驾驶“空中行宫”在北京西郊机场安全落地。其余飞机按照计划由陈达礼带队，也分别于9日中午和下午陆续安全降落在天津张贵庄机场。

    刘敬宜、陈卓林发表起义通电，归附中央人民政府，并号召更多“两航”留在香港的人员回国效力。

    这个消息用电波迅速传遍海内外，震惊了世界。

    “两航”起义不但为新中国民航事业提供了人才、技术和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两航”起义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国民党政权在香港的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机构相继效仿，起义脱离国民政府。

   如今，“两航”起义的12位机长大多已经故去，两位健在的机长，一位是在上海的秦永棠，还有一位是在香港定居的林雨水，都已年近九旬。

    1949--他们听到了解放的炮声，却在黎明前最后一抹黑暗中倒下

    住在重庆垫江县城的盛国玉已经83岁了，她至今也不知道，当年为何会把她关进那个恐怖的渣滓洞里。

    据说是因为特务在搜查一个地下党员时，从随身的本子上发现了她的名字。1948年9月，特务把她从县城带到重庆，关进了渣滓洞。

    跟她同一个牢房的，还有著名的江姐--江竹筠。

    1949年11月27日，在渣滓洞里最恐怖的一幕--“11·27”大屠杀中，盛国玉成为唯一的一名女性幸存者。

    这一天，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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