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参早期的诗写得是多么美丽、多么悠闲,而他后来的边塞诗,则因西陲“同中原绝异的景象,给他一种新生命新情调”,“他的心境与诗境,都由此展开,欢喜采用自由变动的长歌体裁,去表现自然界的伟大与神奇,和战争生活中壮烈的场面”,“他的诗富于幻想色彩和夸张手法,善于运用乐府民歌的精神,铸熔创造,驱使着清新奇巧的语言,去描写塞外的风光与艰苦的战场生活,形成未曾有过的险怪雄奇的风格。”
  七、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对岑参边塞诗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研究虽然仍在继续,但进展很有限,稍具特色者有卢苇的《岑参西域之行及其边塞诗中对唐代西域情况的反映》、柴剑虹《岑参边塞诗和唐代的中西交往》、苏者聪《岑参是浪漫主义的边塞诗人吗?》、陶尔夫、刘敬圻《盛唐高峰期的西部诗歌》、吴宗渊《岑参边塞诗的音乐美》、陈刚《试论岑参的边塞诗对陆游的影响》等。
  相比较而言,倒是这时人们对岑参边塞诗中地名的考释成绩突出些。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王友德的《岑参诗中的轮台及其他》、柴剑虹的《“葫芦河”考――岑参边塞诗地名考辨之一》、柴剑虹《“桂林”、“武城”考――岑参边塞诗地名考之一》、柴剑虹《岑参边塞诗中的“阴山”辨》、柴剑虹《岑参边塞诗地名考辨》、柴剑虹《岑参边塞诗中的破播仙战役》、孙映逵《岑参边塞诗地名考释四则》、陈铁民《也谈岑参诗中的“冰片”》、廖立《岑参边塞诗地名考补》等。
  岑参其他诗歌研究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视野更加开阔了,不再局限于研究岑参的边塞诗,他们开始对岑参的山水风景诗和诗歌体式进行研究。
  刘朝谦《岑参的蜀中写景诗》认为岑参的写景诗在唐代诗坛也能独树一帜,岑参在蜀中所写的五十多首诗中,写景诗占了很大的比重,集中反映了岑参创作晚期――蜀中时期的艺术成就。文章还分析了这些写景诗的艺术特点:首先表现在题材的广泛和情景的水乳交融;还具有想象丰富,表现手法奇特的特点;风格神秀豪放;有一些诗很有兴寄。颜邦逸《岑参早期山水诗的艺术特色》也认为岑参的山水诗从量上看,相当可观(80多首),从质上看,也很出色。他认为其早期山水诗部分地表现为以清静、恬静的境界否定恶浊、喧嚣的俗世,大量地表现为对瑰奇境界的追求。而且,他并不将自己融于山水悠缓的节奏;而是在对山水的诗化中再现积极、热烈、英气勃勃的自我。文章最后还认为,其早期的山水诗是边塞诗的前奏,他早期山水诗所追求的东西,正是后来边塞诗取得的东西。苏雨恒《盛唐自然景物诗的开拓者――对岑参诗的全面认识和评价》也认为,在岑集中,数量既多、用力且勤,又取得了最高成就的当首推艺术地再现山水风物的诗篇。早期和入蜀期间诗作的突出成就无疑在于写景诗,即以因此被称为“边塞诗人”的塞上诗作而论,作者描写的重点亦不在边境战争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内容,而是奇异的塞上风物。孙映逵《岑参山水景物诗》也对人们一直称岑为边塞诗人,湮没其在盛唐山水诗创作中的地位表示不满。他认为岑参的山水景物诗风格多样,浓淡各异,有他自己的面目:“清丽”。岑参的山水诗中那种淡式的清丽,随意点染,酷似小谢风韵;但岑参的诗流丽而不平弱,笔势健举,气宇轩昂,又表现出唐人的魅力。文章最后认为,其成就为王、孟之亚,其诗风之多样、色彩之纷繁,在盛唐山水诗人中仅次于王维。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也对岑参的山水田园诗作了比较详细、深入的研究,作者认为,“岑参性耽山水,常怀逸念,不但在多处置过别业,而且在虢州、嘉州任上,以仕为隐,纵情游赏”,“因此他的山水诗数量之多,唯王、孟可比。”“早年风格也有近似孟浩然处。一部分作于终南山和缑山别业的五古,主要是以叙述自己爱好幽赏的心迹为主,在罗列著书作文、访道寻僧、追逐渔樵的生活情趣之时,插入一些山水描写的片断,章法自由多变,并无一定格式,但随情兴所至。还有相当一部分山水诗,作于行役途中,则一般采用前半首模写山水,后半首怀念亲友的结构。”作者还通过对岑参山水作品的具体分析,看出岑参构思“用心良苦”的特点,并且认为:“其边塞诗的 ’奇丽‘,主要体现为以朴素平易的形式表现出生活本身的瑰奇;而其山水诗则相反,是用创意造奇的构思和手法表现人们所熟悉的山水幽致。”该书最后总结说:“岑参的创作高峰在天宝年间及安史之乱以后,加上他’奇造幽致‘的特点,其构思和表现手法已在不少方面开出中唐印象派的端倪。而王孟诗派则是以总结和发展陶谢的艺术经验为基本特色的。因此岑参王维虽是同时代人,但从山水诗表现艺术的发展来看,他们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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