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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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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参诗句之新,不特记边塞异域为然,即如歌咏内地风物,也较其他诗人有不同的笔力。”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岑参是开、天时代最富于异国情调的诗人”,“他一边具有高适的慷慨壮烈的风格,一边却较之更为深刻隽削,富于奇趣新情。”。苏雪林《唐诗概论》则认为“岑参在同时一群诗人中可以说更能充分表现男性的一个”,“他有一种热烈豪迈的性格和瑰奇雄怪的思想,最爱欣赏宇宙间的’壮美‘,以及人间一切可惊、可怖、可喜、可乐的事物。而环境恰恰又成全了他。” 五十年代以后,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研究岑参的诗歌艺术。如刘开扬《略谈岑参和他的诗》在论岑参诗歌的内容时,就认为,他的战争诗表现了对人民的关怀,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就是其诸多咏怀诗中的悲叹和欢乐不完全为了他个人的遭遇,还有振兴王朝、关怀和希望改善人民生活的积极倾向。在论及岑参诗歌的艺术性时,该文认为其七言古诗独特的体制,“很可能采取了北方民歌的形式”;对于岑参诗中的奇语,他认为,“这些奇语的产物由于岑参的创作方法常常是浪漫主义的,他用想象、夸张的手法把所要描写的事物突出地表现出来,这就加强了它的新奇和感人的力量。”而且,“岑参如果不是亲身去到西北边疆,并深刻地观察了当地的风光,特别是体验了将士们的将士们的战斗生活,他就不能写出这些奇语来的。”因此,作者认为,“谈岑参的诗除了注意他的夸张手法和通俗之外,更要注意他的生活体验和他的艺术实践,他是善于把现实主义的方法和浪漫主义的方法结合起来的。”陈贻焮《谈岑参的边塞诗》也认为,岑参的诗歌之所以在当时就受到各族人民的喜爱,“当然主要取决于他诗歌中所洋溢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和他高超的艺术造诣,但是,和他的作品丰富多彩、别开生面地描绘出祖国的壮丽景色,反映了英勇豪迈的边塞生活,也是有一些关系的。”在引用殷璠所说的岑参诗歌“语奇”、“意亦造奇”的特点,以及杜甫说岑参兄弟“好奇”的性格之后,作者认为,可见语奇意奇又与他的性格“好奇”有关, 但是“好奇”却不能理解为猎奇。“爱好新奇事物,向往新的天地,不避艰险,乐意过战斗生活,这才是他’好奇‘性格中最本质也最珍贵的因素。” 当时还有一些讨论岑参诗歌思想性的文章,如赖寒吹、林楠《岑参诗是歌颂武功的吗?》针对黄兰坡《评岑参的〈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和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稿》等认为岑参的诗是“歌颂战争”、“歌颂武功”的说法进行商榷,该文认为,首先,岑参诗在描写战争方面的数量是不多的,且多为咏物抒怀之作;其次,从其直接描写战争的诗篇的内容看,也很难认为他是“歌颂武功”的,“只能认为他是以真实而客观的态度,记录和描写了当时边疆景物及士兵的生活情形。并以一个诗人的正义感,对他所认为的不义的行为加以非难和讽刺。”针对马茂元《唐代诗人短论》中对岑参的批评:“他能从极端惊险而艰苦的战争环境的描绘来表现出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给人以鼓舞。可是他对当时战争的性质却缺乏深刻的认识。虽然他也写到一些战地阴森悲惨的景象,但军中生活的不平,广大士兵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反抗,以及他们所表现的厌战情绪等复杂的矛盾的心情,在岑参的诗篇中很少反映。”高海夫在其《岑参边塞诗的思想性》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首先具体分析了当时战争的性质和意义,认为不能完全以战争的性质来定作品思想性的好坏,然后他又认为,如果岑参也能像高适那样“对战争的积极意义予以歌颂,同时又揭示出它的阴暗面、罪恶面”,“将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因此就不敢正视他对某些战争的胜利的歌颂和对那些英雄人物的礼赞,甚至贬低、否定这样作品的积极意义,那恐怕也是不妥当的。” 除此之外,当时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关于岑参诗歌的论述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值得注意。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岑参的诗歌,以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为其基本特征”,但“缺乏高适诗中那种对士卒的同情”,又云:“岑参的诗,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色: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色彩瑰丽,热情奔放,他的好奇的思想性格,使他的边塞诗显出奇情异彩的艺术魅力。”而且他的诗,“形式相当丰富多样,但最擅长七言歌行。有时两句一转,有时三句、四句一转,不断奔腾跳跃,处处形象丰满。”再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岑参的边塞诗比高适的诗“更为丰富多样”,而且,比较说来,“高适的诗悠扬婉转,在浓厚的抒情以为中,表现了奔放的气势和慷慨激昂的精神。岑参则急促、高亢,以奇峭而俊丽的风格,描绘了边地光怪陆离、变幻莫测、瑰奇壮丽的风光,高适显然不及岑参,岑参是边塞诗人中最卓越的代表者。”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则认为岑参早期的诗写得是多么美丽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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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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