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对于是否援助外蒙古，有学者认为外蒙古“独立”后，一头扎进苏联的怀抱，连自己的语言也改用斯拉夫文；中苏对抗中，更对中国防范有加，言下之意，救助显得勉强。这些话和百里奚之间的差距是多么远呢。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外蒙的煤炭、铜、羊毛和肉等主要出口品价格下降，蒙古政府请求提供30亿美元贷款。美联社对此报道说，蒙古政府发表声明，请求中国的30亿美元贷款包括两个部分，其中10亿美元为稳定其银行系统，另外20亿美元则将用于道路建设、工业和农业项目，以扩大与中国贸易。外蒙2009财年预算将出现3950亿图格里克（约3亿美元）赤字，大约占蒙古GDP的6%，30亿美元贷款则相当于占GDP60%。
如果说，在贷不贷的问题上要采取百里奚的方式，即允诺给予贷款，而在贷的金额、保险、对象、回报等技术问题上则可信托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附加些我们的条件与要求，这岂不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上策吗？更主要的是一石三鸟，何乐不为呢？
对待外蒙如此，对待其它亚洲国家是不是也可如此呢？总之，对待亚洲国家外交似乎可考虑（资本+道义）的模式为主，对待西方国家的外交是（贸易+政治）的模式则更为恰当些。总之，需要精细地理解信用的对象和条件，再因地制宜地制定信用策略和艺术。这就是信用的外交呢。
2009.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