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头去再思考“怎么办”的问题，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问题出在刘氏集团的统治基础薄弱（道不足），而诸葛亮的政策完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正确的政策就要加强这个统治基础（以道补道），如何加强？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给予益州集团正常国民的待遇，让他和荆州集团平起平坐，但这是一项极危险的方案，因为荆州集团的弱小，弄不好就要象台湾的国民党一样丧失政权，甚至沦为二等公民。即便荆州集团成功的保证了自己的地位，先贤孟子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为没有了荆益矛盾，最高统治阶层不用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其他矛盾就很可能暴露，比如很可能出现高层内部的内耗，三国中的其他两国魏吴就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这我倒从诸葛亮的主要政敌那里得到了灵感。

　　这个政敌就是李严，在当年刘备病重的时候，为了防止诸葛亮专权，也是为了平衡荆益两大政治集团的力量，刘备同时托孤给了葛、李二人。但刘备死后诸葛亮采用巧妙的政治手腕打掉了李严，诸葛亮大权独揽，李严只能困守白帝城。这让李十分气愤。在当时，蜀国只领有益州一州之地，而诸葛亮就是益州牧。所以李严就上奏后主刘禅。要求分立江州，自为江州牧。诸葛亮当然不会准许李严这样干，李严的建议被否决了，后来更是借故把李严贬为庶民。

　　那么我的灵感是什么呢？就是还是按照李严的意思分立江州，当然这可以在李严被罢以后，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然后继续运用任人唯贤的策略，重用荆州和新益州集团，当然要以荆州集团为主。然后压迫江州集团，派荆益联盟可靠的人才去江州作州牧和郡守。谨防江州人的反抗。当然这种压迫要掌握一个火候问题，既要让益州集团的人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又要不至于造成江州集团的强烈反抗。

　　也就是说，在原来的蜀国内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一对矛盾中，被统治者的势力过于强大而统治者的势力过于弱小，这造成了统治基础的薄弱，这个时候，可以在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中作一个新的划分，把一部分被统治者划分为统治者，从而可以大大的加强统治集团的力量，加强了国家的统治基础。

　　如此这样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关键就在于新益州集团的变化，因为新益州集团上升到了统治集团的地位，而江州集团仍旧属于被统治集团，因为在蜀国存在一个全局性永久性的矛盾，江州集团集团与新益州的矛盾。这个矛盾永远处于最突出的地位，就把其他国内矛盾压下去了，新益州集团得到了好处，处于蜀汉的两个等级中的第一等，会使他们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这样就消除了他们对荆州集团和刘氏政权的心理隔阂，同时虽然因为他们处于了第一等级，但是因为他们害怕江州集团造反，所以必然和荆州集团联合，齐心协力，新益旧荆集团团结如一人，这样反而会使西蜀的高官们团结起来而不是内耗。同时，这样的政策会使新益州集团处于超国民的地位，如果刘氏政权覆灭了，那么新益州集团就会重新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一个普通的州，超国民地位丧失。这是新益州集团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们就会坚决与魏国为敌，而不会出现邓艾攻蜀时纷纷投降的事情了。

　　新益州集团会不会支持北伐呢？我认为是会支持的。因为北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北伐的最终成功终究要依托于一城一地的争夺，而每一块新土地的夺得都会使新益州集团获得新的财富来源地（或新被压迫地）。这何乐不为？即便是北伐全面成功，首都东迁，新益州集团当然会丧失超国民的待遇，但是刘氏政权氏一不会忘记自己的发家之地的。二则那些新益州显贵作为老部下，自然都会有复国的大功。是没有亏吃的。

　　为什么要从地域上去划分等级而不是象魏国一样的九品中正制呢，因为西蜀内部始终存在着当地人与外来人的矛盾，外来人虽然处于最高层，但毕竟人数有限而且势力不断衰弱，他们对当地人的统治的基础就会不断削弱，所以必须要在地域上做文章，只有制造一个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新矛盾才能转移原有的地域之间的旧矛盾。在加强统治基础的同时稳固了政权。

　　这样一来，在蜀国就会出现荆-新益集团的坚强联盟，不仅大大增强了统治基础，而且可以从强大的益州集团中不断的选拔出各种人才，就绝不会出现“蜀中无大将”的悲惨局面了。

　　本贴仅就史论史，极端反对把类似的方案照搬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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