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后，周恩来继任政治部主任。当时的“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周恩来接手后，逐步使之完善。周恩来聘请了不少优秀的共产党人任政治教官，如聂荣臻、李富春、恽代英、高语罕、熊雄、萧楚女、张秋人等。

周恩来重视发展军校中共党团组织，在他领导下，成立了黄埔支部。在中共党史上，黄埔支部（后改为黄埔特别支部）的地位令人瞩目，支部干事都是精英分子，活动能量极大。

中共在黄埔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也是从周恩来开始的，他利用自己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黄埔军校秘密发展了一支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学生军。在叶挺的协助下，周恩来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铁甲车队，叶剑英则组织了另两支亲共产党的连队。日后这些武装力量成为中共发动起义的骨干。

回顾这段历史，毛泽东说过，中共真正“懂得直接准备战争的组织军队的重要性……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

形势变化 “开了小差”

张申府虽然是黄埔军校第一位红色教官，但他在黄埔时间并不长，于1924年6月19日便仓促离校了。事后张称之为：“开了小差”。关于这个情节张申府作过一段回忆：

等到开学后不久，一因黄埔不在广州城里，由黄埔到广州坐小汽艇也要一两个小时。我在广东大学教课，本已很忙，这样两边来回跑，实在来不及。再则蒋介石表现出来的刚愎自用的作风，我更看不惯。当时学校本规定，凡有布告都要党代表与校长联名才能发表，可是蒋介石却常常不待廖仲恺来校便发布了。还有那种习惯了的反动军人气焰也更使我难耐，另外这时国民党的右派又渐渐抬头了，戴季陶已经不辞而去，我当然更不能干了。

由于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拥有很大自主权，凡校务几乎由蒋说了算，周恩来说，“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

张申府对蒋介石不满是可能的，但蒋介石的强硬作风并没有直接施加到张申府头上。他的开小差与此时政治局势的变化有关。

1924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中共决定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以使国民党革命化。这个革命化似乎进行得很顺利，当时“差不多一切党部和民众团体的下层组织都充满共产党，尤其军队的党部和政治部更充满共产党”。共产党发动轰轰烈烈的工运农运，被国民党认为“在那里煽动罢工，那无异乎挑动民众向国民党反攻，而且一个政府最大的作用是安定秩序，现在没有一天不罢工，没有一个工会不罢过工”。（陈公博语）当时流行的口号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核心组织的优秀成员。这引起国民党右翼的极大不满，反共气氛日益浓厚起来。

1924年6月上旬，国民党在上海找到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及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等中共党内文件。他们发现，中共不仅在国民党内进行党团活动，而且有在国民党左派中发展党员、扩展自身组织的明确目的，他们认为这违反了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所作的“共产党并非党内之党”声明。张继与谢持马上从上海直奔广州，一面与邓泽如等联名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一面质询鲍罗廷。孙中山不顾鲍罗廷“俄国的援助取决于共产党继续参加国民党”的警告，同意在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讨论“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对此反应强烈，甚至提议退出国民党。

按“马林方式”建立的国共合作体制，眼看就要走到尽头了。这种情形下，本来对马林“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方针不以为然的张申府，面对国民党右翼的挑衅更是心生不满。早在1923年法国比扬古大会上，张申府便极力反对统一战线的立场。此时，戴季陶都不能立足，“我当然更不能干了”，更确切地说，张“更不想干”，于是随戴一起跑了，从此离开了黄埔军校。这一“跑”的背后，折射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党与党、党内派与派之争的政治背景。

戴季陶“跑后”不久向“右”转，他的“戴季陶主义”成了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基础。张申府“跑后”几个月，在中共四大会议上，因反对继续接受国民党领导而负气退党，这是自喻“宁折不弯”的张申府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1924，大浪淘沙的年代。（李杨）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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