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大使馆有枪,有机枪,你要冲,他就可以开枪,这样会打死很多人。总理亲自做工作,在那个电影院里找造反派一块谈,说在大使馆外面游行可以,不能冲进大使馆,逼急了不行。总理真是苦口婆心,坐到半夜,我说总理你回去吧,有情况我向你报告,总理不放心,不回去。到天亮了,外交部罗贵波副部长来了,我对总理说,我们两个负责,你回去休息吧。总理回去后,过5分钟打个电话来,过5分钟又打个电话来,询问情况怎么样。我说,总理啊,你就休息吧。总理说:我回来睡不着,出了问题我怎样向主席交待呀!直到知道游行结束后,总理才睡觉。

从1968年开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逐步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消除我国外交上面临的一些不正常状态。他提出:要从政策角度鉴别和批评极左思想,并在外交人员中加强纪律。

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一批外国驻华使节,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向世界传达了中国愿意同各国改善关系的信息。此后不久,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国政府开始重新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驻外使节。

周恩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也多次坦率地谈到“文化大革命”对我国外事工作的干扰和破坏,宣传我国正确的外交政策。对于过去主要由于中方的极左行动而损害两国关系的事件,周恩来或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内部接触,向对方承担责任,主动进行修复关系的工作,从而消除了许多国家对我国的误会和怀疑,一度陷入困境的中国外交又重新走向复苏和崛起。(摘自《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陈扬勇/著重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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