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归来，张学良便以逼蒋联共抗日工作为己任，更加积极地著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为培养抗日力量，他成立了王曲军官训练团、抗日同志会、学兵队等组织，亲自担任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团长和抗日同志会的主席；还分别派代表到新疆、广东、广西、四川、山西等地与各地实力派系相联络，以便配合。在张、杨的支持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群众抗日运动，在西安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各学校都先后成立了教职员救国联合会和学生救国联合会。“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简称“西救”)、东北旅陕人士组织的“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也先后成立。
随著西北“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步步激化。蒋介石派侍从室组长晏道刚担任“西北剿总”的参谋长，政工头子曾扩情担任政训处长，闵湘帆为“西北剿总”经理处处长，从军事、政治、经济二方面，对张学良加以监视，并在西安设有特警宪情报机构大小一白二十多处。东北军秘密刊印的反对“先安内后攘外”，主张团结抗日的小册子《活路》、《文化》等都被蒋特发现，使蒋介石得到了张、杨秘密联合，主张抗日的具体证据。接著，蒋介石电令陕西省党部逮捕数名在东北军工作的共产党员，企图以此给张一个警告。8月29日，特务逮捕了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北平学联代表宋黎。张学良闻讯后，极为震怒，不仅抢回了宋黎，而且还派兵包围省党部，查抄了特务档案，造成了轰动一时的“艳晚事件”。事后，张致电蒋介石承认鲁莽，自请处分，而对所捕共产党员则宣告无罪释放。这——果敢行动，沉重地打击了特务们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的反蒋情绪，群众莫不称快。“艳晚事件”成为西安事变的一个前奏曲。
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件”后，10月20日匆忙赶到西安，催逼张、杨督兵“剿共”。然后又匆忙奔走于洛阳、太原等地部署“剿共”事宜。lo月29日，是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张学良邀阎锡山同赴洛阳祝寿，借拜寿机会，当面向蒋介石陈说“剿共”是最不得人心的，应该停止内战和共产党一道抗日，并认为蒋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是很大错误，要求释放那些爱国人士，当场受到蒋的训斥。张学良指责蒋介石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次日，蒋在洛阳军官学校纪念周会上讲话，又借题发挥说：“勾结日本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散会后，一些人劝张学良不要再在蒋面前谈停止内战问题，张说：“我还是要谈，不过以后我要做什么，连我老婆也不会知道。”后来，他婉转地邀蒋到西安去听听群众反对打内战的意见。12月4日，蒋介石带著满身杀气再回到西安，蛮横地要挟张、杨：要么督兵“剿共”；要么将部队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自己亲自督战。张学良得知后，乃与杨虎城紧急磋商。他说，若服从蒋的命令，与红军的协商计划就会根本破坏，我们的实力皆将被瓦解。于是，他与杨虎城决定第一步“苦谏”——尽量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口；如果“苦谏”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兵谏”——设法捉蒋，逼蒋抗日。12月7日，张学良到蒋的驻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口极谏，痛哭陈词，想以至诚感动和说服蒋介石。蒋介石却勃然大怒地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玫变。”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大会和请愿游行。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张学良和蒋介石又发生很大冲突。蒋介石认为：“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则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理办法?只有和平劝导。他说：“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下午，学生游行队伍向临潼出发，蒋介石下令：“如果游行队伍到临潼就开枪，格杀勿论”。张学良为群众的抗日热情感动，立即乘车在十里铺迎注游行群众。他说：“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好。但你们不要去临潼，你们去了，一则不能解决问题，二则有危险。”最后他表示：“我和大家的心是一致的，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我说的话一定算数，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请你们相信我的话，还是回去!”从这以后，他又两次向蒋哭谏，均未动摇蒋的“剿共”主张。11日晚，他从临潼回到西安，部署军队，宣布作战命令。兵谏的行动，是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头进行的。十七路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军军政大员，解除蒋军部队的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等等。东北军负责到华清池捉蒋，由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团长白凤翔，及张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率部执行任务。为了保证捉蒋成功，张学良事前还带著刘、白二人去临潼认识蒋介石，并察看了地形。12日6时，东北军在晨雾之中，冲进华清池。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击溃了蒋的卫队，包围了骊山，在半山腰的一块巨石旁边捉住了蒋介石。
事变之后，张学良与杨虎城立即宣布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他与杨分别担任正副委员长；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以孙蔚如为军团长，马占山为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新编一东北抗日先锋队，成立参谋团(包括东北和十七路军的将领以及红军代表叶剑英等)；在政治方面，成立设计委员会(包括东北、西北政治人员及共产党方面的人员)，并与杨虎城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请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
12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张学良完全赞同中共代表团关于“西安事变”的解决办法。23日，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及中共代表谈判。24日，达成了以中共代表团的主张为基础的六项协议：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及其他具体救国办法。至此，西安事变得列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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