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张学良即电南京引罪辞职。电文说：“自东北沦陷，效命引间，原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戾愆丛集，百喙莫辞……”。他想以此电文得到蒋介石之慰留，电发出后，还对左右说：“我要亲自率领刘多荃的精锐部队和全部东北军与日寇一拼，誓死收复热河。”但3月9日，蒋介石由江西“剿共”前线，赶到保定对他说：“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个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就这样，张学良再次充当了蒋介石的替罪羊。他回到卧室，伏枕大哭。3月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4月，张学良被罢官出国。出国前，他到上海找美国医生米勒治病。为戒除吸毒的嗜好，他把手枪放在床边，并命令左右侍从：“无论我怎样痛苦呼喊，你们也不准给我打针，谁要是胆敢走近我的床头，我就立即一枪把他打死。”出国后，他先到西欧各国进行考察，著重了解德、意法西斯的一套办法。他也打算去苏联了解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因为东北曾发生过“抗俄”战争，苏联对他不表欢迎，拒绝入境。

    1934年1月，张学良被蒋介石从国外召回，令其指挥东北军参加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

    当时，东北军黄显声等高级将领反对蒋介石这一决定。而刚从国外回来的张学良思想上却有了很大变化，他在接见解方时说：“日寇侵略野心很大，我们国家正处在危急存亡时刻。日寇为什么敢于大胆地侵略中国呢?就是因为中国不统一，要统一就必须大家都拥护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我在德国作了考察，他们就是由于全国有严密的组织，有大家拥护的领袖，所以才富强起来的。我们中国也要走这条路才能富强，才能抵抗日寇的侵略。”出于这一思想，他对“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无条件拥护。2月，他即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副司令(总司令由蒋介石兼)，代行总司令职务，驻节武昌。他从东北军中抽调了十六个师又四个旅，共八十余个团的兵力，“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可是，在长岭岗一战，所属第一一五师的五个营，被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歼灭，“围剿”的计划也被打破。

    1934年底，红二十五军向陕北进行了战略转移。蒋介石电令张学良继续“进剿”红军，否则以“纵匪抗令论罪”。1935年2月，蒋介石决定撤销鄂豫皖三省“剿总”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营，张学良任主任。4月2日，国民政府授张学良为一级陆军上将。从7月起，张经常来往于武昌和西安之间，进行“围剿”红军的准备。10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蒋介石)职务。起初，他和东北军高级将领对进攻革命根据地还是很卖力的，指望通过“围剿”的胜利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从而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打回老家去。9月间，张学良指挥十万之众，向陕甘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被红军彻底粉碎。历时三个月的战斗中，他的东北军丢掉了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或亡或被俘，特别是直罗镇战役东北军的一○九师被全歼。这在东北军几十年的历史上还未曾有过，使张学良在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1935年10月末，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蒋介石对他受损没有任何安慰的表示。军政部长何应钦不但不给丝毫补充，还要减发军费。张学良既挨了红军的打，又受了“中央”的气，感到愤懑异常。他痛定思痛，思想开始有所转变。五全大会后，张学良来到上海，会见了爱国人士杜重远和义勇军将领李杜。正在这时，“一二·九运动”爆发了，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剿共”作战的失利，全国炽热的抗日气氛和杜、李二人的忠告，使正在徘徊踌躇的张学良逐步认识到：“剿共”是死路一条。只有联共抗日，他个人才能在全国人民面前一洗前罪，东北军才有出路，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于是，他开始积极要求与共产党建立联系。

    这年底。张学良回到西安。他首先同驻守西安的西北军(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进行了磋商。其实杨虎城早就同共产党有联系，于是双方不谋而合。

    1936年3月，张学良同红军代表李克农在洛川进行了会谈。双方就联合抗日问题进行了初步商谈，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4月9日，他同周恩来在延安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谈，共商抗日救国的大计。当时，张学良虽有联共抗日的打算，但仍有不少顾虑。他就法西斯主义、国家前途和逼蒋抗日等迷惑不解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以诚恳明朗态度对他所提的问题作了回答。双方最后一致确定，不分党派一致抗日，采取内外结合，红军在外，张在内，逼蒋抗日。双方在诚恳愉快的气氛中作了竟夜的长谈。这次会谈不仅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有极重要的收获。这次历史性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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