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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正操谈西安事变和张学良
纪实
方小宁
百岁开国上将吕正操在接受作者的采访时，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西安事变，以及他当初跟随张学良、解放后与张学良诗作唱和、上世纪90年代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赴美为张学
良贺寿等等鲜为人知的史实，感人至深。
谨以此文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
西安事变迄今已整整70周年过去。此次事变震惊中外，影响深远，它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中国人民共同抗日御侮打败侵略者的基础，其意义实际上已超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主义范畴。
吕正操与张学良都是辽宁海城人。1922年，17岁的吕正操加入奉军张学良卫队旅，不久得张学良赏识，送到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先留他在身边当副官，以后又让他到部队带兵。西安事变前的两个月，张学良把吕正操从东北军六四七团团长任上调到西安张公馆，负责内勤工作，是现今健在的重要亲历者和见证者。
“拥蒋抗日”的张学良，迅速转变为“逼蒋抗日”
“9·18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军将士离家别井。剿共、内战，东北军在内耗中损兵折将，国力更深受损害。张学良深感痛心，慨然赋诗:“极目长城东眺望，山河依旧主人非。”他意识到:这么打下去，日本人会更猖狂，只有联俄联共才能打回老家，收复国土。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亲自到西安督战，布置“剿共”计划。张学良苦苦陈情，请蒋介石停止内战。蒋介石却大发雷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抵西安，准备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南京国民政府的一批军政要员也来了。其间，张学良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声泪俱下，据理力争。蒋介石却拍案大叫:“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变！”张学良哭谏无效，又请西北军司令杨虎城再去劝说，结果仍是白费口舌。此刻，张学良、杨虎城已痛切感到，除了发动兵谏，别无他路可走。
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密嘱其在《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的“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而代之的消息。
张学良、杨虎城获悉《大公报》将发表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时，知道蒋介石要对他们采取行动了。蒋介石表面上是要打共产党，实际是一箭双雕，顺势收拾东北军和西北军。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进行紧急密商，决定先下手为强，于12月12日凌晨4时，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确定的时间一到，张学良的部队在临潼抓捕蒋介石。与此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在西安行动。住在西安招待所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均被杨虎城的部队拘禁，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也在其中。蒋介石的这封密嘱也一举查获。
苦谏——诤谏——哭谏——兵谏，“拥蒋抗日”的张学良，迅速转变为“逼蒋抗日”。
恰恰是张学良、杨虎城救了蒋介石
吕正操认为，假如历史真的按照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走下去，不管对蒋介石个人，还是对整个国家，后果都不堪设想。他说:“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接受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避免了沦为东方慕尼黑或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讲，恰恰是张学良、杨虎城挽救了蒋介石。
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不同国家、不同政治派别，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利益集团也作出了不同的反应，顿时呈现出极其紧张而错综复杂的局面。
吕老回忆道:
西安事变后的一次干部会上，张学良曾非常郑重地对到会人员说:“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扣留蒋介石？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尽快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将会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为了国家、民族，张学良已把个人生死毁誉置于度外。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身着平时极少穿着的戎装，威武严肃地来到下属们的住处，声音平和地对大家说:“我要伴送蒋介石回南京，有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作保，没问题，三天就回来。”大家听了都很惊讶，都劝他不要去。张学良主意已定，坚决不听，还很侠义地说:“好汉做事好汉当。”
吕正操见张学良去意甚决，就对他说:“等你一星期，你不回来，我就回河北掌握部队。”
临行前，张学良留下手谕，请东北军将领听从杨虎城、于学忠的指挥，然后义无反顾自己下楼开车，送蒋介石到机场，一同上了飞机。从此，被蒋介石监禁逾半个世纪。杨虎城将军则先被蒋介石逼令离军出国，回国后遭长期监禁。1949年解放前夕，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枪杀于重庆。
吕正操遵守12月25日与张学良说好的“等你一星期”的承诺，于31日乘头班飞机再转火车、汽车，从西安赶回河北徐水团部，掌握部队。1937年5月4日，吕正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37年10月14日，率东北军六九一团脱离南逃的国民党大军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开创了在兵家视为死地的冀中的第一个平原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历史性转折。
受重托赴重洋纽约重会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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