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先生体质赢弱，又以苦行僧自持。1938年在武汉时他正在中年(46岁)，我见他已露老态。他工作认真，批阅公文，接见来访，处理事务，事必躬亲。中午在省府吃一份客饭，即继续工作，往往早到迟退，不顾疲劳。我甚为他的健康担忧，但绝未料到，仅五二之年，染普通时症，竟一病不起，终结了他坎坷的一生。

　　1944年4月30日，严老师病逝于恩施沙湾湖北省立医院，病中，他多次要求医生勿为他的病多费精力，更不要为治他一人之病而影响其他患病群众的治疗，情辞恳切，闻者莫不感动。弥留之际，侍病在旁的贺有年，问严先生有无遗嘱，他睁眼点头，表示有话要说，但已话不成声。贺执笔铺纸，只记下：“有罪要火葬”五个字。“有罪要火葬”遗言虽仅五字，正表明他对祖国、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也包含着他对时局的忧虑和悲愤。

　　严先生与世长辞后，恩施各界举行追悼会，董必武从重庆寄去了一副挽联，联云： 　　

　　　　贻我一篇书，语重心长，自探立国千年奥 　　

　　　　奠君三爵酒，形疏礼薄，难诉回肠九曲深

　　严先生身后家境萧条，生养死葬都成问题。万耀煌任湖北省主席时，把他的遗体运回武汉，移葬于武昌郊区九峰山，与石瑛先生葬在一起。粉碎“四人帮”后，湖北省人民政府曾重修此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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