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以苦行僧自持。1938年在武汉时他正在中年(46岁),我见他已露老态。他工作认真,批阅公文,接见来访,处理事务,事必躬亲。中午在省府吃一份客饭,即继续工作,往往早到迟退,不顾疲劳。我甚为他的健康担忧,但绝未料到,仅五二之年,染普通时症,竟一病不起,终结了他坎坷的一生。

  1944年4月30日,严老师病逝于恩施沙湾湖北省立医院,病中,他多次要求医生勿为他的病多费精力,更不要为治他一人之病而影响其他患病群众的治疗,情辞恳切,闻者莫不感动。弥留之际,侍病在旁的贺有年,问严先生有无遗嘱,他睁眼点头,表示有话要说,但已话不成声。贺执笔铺纸,只记下:“有罪要火葬”五个字。“有罪要火葬”遗言虽仅五字,正表明他对祖国、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也包含着他对时局的忧虑和悲愤。

  严先生与世长辞后,恩施各界举行追悼会,董必武从重庆寄去了一副挽联,联云:   

    贻我一篇书,语重心长,自探立国千年奥   

    奠君三爵酒,形疏礼薄,难诉回肠九曲深

  严先生身后家境萧条,生养死葬都成问题。万耀煌任湖北省主席时,把他的遗体运回武汉,移葬于武昌郊区九峰山,与石瑛先生葬在一起。粉碎“四人帮”后,湖北省人民政府曾重修此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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