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沦陷后，汉·阳、汉川县长陈绳武、龚熏南等均曾一度与中共合作，将中共所组成的抗日游击大队分别编为汉川县政府的抗日自卫第三中队，汉阳县政府的第五中队，并供给粮饷，这两个中队仍由中共领导，保持独立。如果不是严的许可，陈、龚二人是不敢作主的。1940年6月间，沙市失守。陕西部队王劲哉(在沔阳独霸一方，不听调遣)侵入监利县境，县长郑桓武拒王部于监利毛家口、观音寺一带，严电郑坚决配合国军阻击王部西犯，他对王劲哉的残暴统治非常愤慨。郑在监利县长任内，与中共党员韩白起、萧抱真等约10人的小组合作领导抗日，严顶住了各方责难，多方子以维护。

　　严先生生活上向来艰苦朴素，不论是当师长、军政厅长或省主席，一贯如此。他在湖北代理主席期间，穿的是湖南青布中山装，冬天加一件棉大衣，与左右工作人员同桌吃饭，往往几天不吃肉食，他患有严重的内痔，体弱，别人劝他注意营养，他总是长叹说：“大敌压境，人民流离失所，转死沟壑，何忍锦衣玉食，以自甘肥”。他曾通令全省，宴会只能四菜一汤。他在家庭生活上也有特色。在武昌时家住黄土坡义庄前街，地处偏辟，附近有不少菜园，他夫人杨佩秋确系荆钗布裙淳朴无华，这是我在1938年亲往其寓所，亲眼所见。经济上他向来廉洁无私，一尘不染，在湖北省主席任内的特别办公费节余约有数万元移交后任，陈诚不便接受，派人送还，被严拒绝，以后陈按照严的意见，把这笔钱拨作救济难民之用了。

　　1940年，日军对鄂北地区发动“春季攻势”，被阻转而南下，于6月初，全力犯荆州、宜昌。严以守土有责，亲往宜昌，配合防守。蒋介石命陈诚为右翼兵团长，到宜昌督师，至则敌已逼近。不久宜昌失陷，严偕陈诚移指挥所于太平溪，临行前写一名片给十八军军长彭善，和我(时任该军一九九师师长，正在宜昌东北郊与敌激战中)，要我们收容和安抚逃出的难民。宜昌失守后，蒋介石复成立第六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驻节恩施。七月底陈诚到恩施，他原兼任湖北省主席，早年因治军在外，由严代理，今已回鄂，严呈辞本兼各职。8月28日，行政院公布免严立三兼代主席等职务。

晒坪垦荒 任教治学

　　陈诚回任后，对省政府进行改组，严仍任省政府委员，他移居宣恩县长潭河，坚辞委员职务，璧还委员薪金，不参加省府例会，向陈建议成立了“晒坪垦殖处”。他说：“晒坪垦田只是为了辟荒菜而致膏腴的倡导，为政者应当讲求生聚、利用、厚生之道，应不止是‘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襟抱。”

　　他还在宣恩中学义务讲授数学。他的数学造诣颇深。他说，．在宣中任教有两个想法：一是应该大力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二是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准太落后了，今天的经世致用应大力提倡自然科学，才能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 　　

　　严先生除在宣中任教，还从事学术著作。他好学深思，从爱国主义出发，对中国文化遗产有深入的研究，见解独特。他早年有些学术论著，包括《大学辨宗》一书在内，都未公开·发表。出版界名宿张菊生很推崇严的道德学问，抗战前曾劝他出版。严持谦逊态度，表示要待晚年再说。社会上一般人知其为名流者多，知其为学人者少。只有梁漱溟、钱穆、熊十力、马一浮等少数学者，知道严先生在学术上的造诣。

　　严先生研究《礼记·大学篇》时，曾就古本错简问题，提出与程颐、朱熹不同的见解，特加重编次。在他辞去代主席职务后，即着手撰著《“礼记·大学篇”考释》一书，以发挥他对中国学术史的见解。《“礼记·大学篇”考释》脱稿以后，严仅以自己的力量印了两百部，分赠图书馆和少数朋友、学生，未公开发行。董必武知道后，面托湖北参政员李荐廷带口信向严要这部书。严在赠书时，曾在扉页上写了几句话，向董老致意，把书交李转送。 向往延安 病逝恩施 　　1941年夏，由湖北省临时参议会选任严立三为国民参政员。1942年他去重庆出席参政会。据四期同学刘翔说，严先生曾应董必武之邀，拟访问延安，后因有人阻拦，未能成行。他与董老相知有素，但在重庆国民参政会开会期间，为避免蒋介石的耳目，相见握手而已，既不便倾谈，更不便会外往来。董老后来在挽联中所说的“形疏礼薄，难诉回肠九曲深”慨乎其言之，也包含上述情况。

　　严先生回鄂后，在给旧部郑桓武的信中说：“此番与会渝州，得与各方人士接触，深感数年来役苦于庶务之中，处于孤陋寡闻之地，以致眼界狭窄，意念消沉，殊不知神州大地，另有天地者在，行年五十而知四九非，我之谓也。”他所说的“另有天地者在”，当系指延安而言。

　　严先生体质赢弱，又以苦行僧自持。1938年在武汉时他正在中年(46岁)，我见他已露老态。他工作认真，批阅公文，接见来访，处理事务，事必躬亲。中午在省府吃一份客饭，即继续工作，往往早到迟退，不顾疲劳。我甚为他的健康担忧，但绝未料到，仅五二之年，染普通时症，竟一病不起，终结了他坎坷的一生。

　　1944年4月30日，严老师病逝于恩施沙湾湖北省立医院，病中，他多次要求医生勿为他的病多费精力，更不要为治他一人之病而影响其他患病群众的治疗，情辞恳切，闻者莫不感动。弥留之际，侍病在旁的贺有年，问严先生有无遗嘱，他睁眼点头，表示有话要说，但已话不成声。贺执笔铺纸，只记下：“有罪要火葬”五个字。“有罪要火葬”遗言虽仅五字，正表明他对祖国、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也包含着他对时局的忧虑和悲愤。

　　严先生与世长辞后，恩施各界举行追悼会，董必武从重庆寄去了一副挽联，联云： 　　

　　　　贻我一篇书，语重心长，自探立国千年奥 　　

　　　　奠君三爵酒，形疏礼薄，难诉回肠九曲深

　　严先生身后家境萧条，生养死葬都成问题。万耀煌任湖北省主席时，把他的遗体运回武汉，移葬于武昌郊区九峰山，与石瑛先生葬在一起。粉碎“四人帮”后，湖北省人民政府曾重修此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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