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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原
1959年9月， 阎红彦奉调至云南，任省委第一书记，11月起兼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当时，云南处于困难时期，粮食大幅度减产，副食品严重匮乏，农村浮肿病蔓延，边疆民族地区动荡不安，边区13万人非正常外流。阎红彦团结省委一班人，从云南实际出发，勇敢地提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具体政策措施，全省开始出现边疆稳定 、民族团结、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的局面。他是在云南这块边疆要地上度过了自己最后七年的政治生涯的。 “淮海战役都没有这么复杂和困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极“左”思想急剧猖獗，席卷全国。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开锣。正式提出：“混入党里、政府里……一大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开点名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样，“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下子发展到“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
阎红彦给搅得越来越糊涂，抵触不满也在增加。因为他对这几个人都很了解，也很尊重。他们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人所共知。阎红彦私下斩钉截铁地说：“别的不敢说，要说他们反党，反对毛主席，我敢说，绝对不可能！”他心里纳闷，多次自言自语：“不知道 林彪、 江青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阎红彦一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不可理解，这么尖锐、复杂，矛盾百出，你死我活、似党内又远非党内的“阶级斗争”。“淮海战役都没有这么复杂和困难！”“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瞬息万变，乱作一团。”“既不明说，又不布置，像是进了迷魂阵，怎么领导？”“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跟也错，不跟也错，进退两难！”
这些心里话，既不能明说，也无法讲清。就这样在困惑、迷茫、进退两难中度过了漫长的几个月。
他本人不得不以更多精力抓运动。他和省委的同志们商量，根据形势发展，把领导力量重新加以调整，组织大部分力量去照顾正常工作，主要是按计划抓好工农业生产，市场供应，群众生活。他和一部分同志主管政治运动，去应付那些“以无知当武器”的“质询”、“责难”、“炮轰”、“造反”。
1966年8月间，阎红彦接到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通知，他非常高兴，满以为他这个中央候补委员有机会可以直接听到党中央的决策，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下面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了。
出乎意料，会议发给大家的文件，是早已准备好的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集中赞扬红卫兵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表示“热烈的支持”。接着印发了林彪在5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政变经的《讲话》。
再后来， 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 刘少奇、 邓小平。同时也是带头示范：“要在全国展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现在才真正找到一种自下而上发动群众、采用“四大”的办法，搞它一个天翻地覆，来解决多年来多次自上而下没能解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问题。所以，“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央全会期间的一天晚上，实在耐不住了的阎红彦，去找当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廖志高，把憋在心里的话向老战友一吐为快。
廖志高和阎红彦谈到了许多迹象，两人具有同样的看法，并连连摇头，不断叹气。
阎红彦直率地提出：“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法，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这哪里叫革命么！”
他们两个人都抓紧机会，在小组会上，坦诚而又注意措词地讲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他们的发言，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也惊动了最高层。
他们的忠言未能被理解，还为自己增加了艰险。
阎红彦怀着失望、迷惑、不安的心情回到云南。阎的夫人王腾波告诉我：回到云南的阎红彦已不像平常那样有说有笑。话少了，一个人沉思多起来。看得出，心情日渐沉重。
他有时讲起历史来：历代兴衰，出在“用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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