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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夜间10点。阎红彦等省委领导人，也按省委集体决定，一个也没有到会。
造反派头子黄兆琪等大为光火，大骂阎红彦拒不接受他们的批判，并造谣说：“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把阎红彦藏到昆明军区大院去了”。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队伍高呼着“捉拿阎王爷，捣毁阎王殿”的口号，径直向昆明军区冲去。
听到这一消息，阎红彦十分焦急。他决心亲临现场，扭转局势。他说：“我去给他们讲明道理，说服他们撤出军区大院。”省委的其他领导人都不同意他去，说：“现在有理讲不清！”此时，秦基伟、李成芳也打来电话，劝他“千万不要来”，一切问题“由军区出面，设法解决”。
这时，阎红彦由于长时间被批斗，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头发昏，血压升高，心脏出现房颤，面色通红。大家都劝他暂时休息一下。他说：“这个局面，我怎么能休息呢？”
在座的同志们分析了形势，大家认为，省委领导人没有去军区大院，晚上，造反派很可能会来冲击省委，而且不知道要纠缠到什么时候。于是，异口同声地劝阎红彦：“我们轮流在这里盯着！你先去休息一下，哪怕一两个小时也好。否则，你的身体支持不住，怎么应付更长时间的激烈斗争！”
阎红彦沉默一会，点头说：“的确，我实际上也有点支持不住了，头也发昏。稍微休息一会儿也好。”他终于接受了大家的再三劝说。
1月4日，下午5时左右，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一起，驱车来到了距离市区约十余公里的小麦峪。就是在这里，阎红彦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4天。
小麦峪，是省军区一个保密的军事设施，有一个警卫团驻扎在这里。周围没有警戒线，很不引人注意。这是奉大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之命，专门负责保证阎红彦安全的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特意选定的一个点。从人员的出入，到电话的联系，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内外都不能走漏风声。所以，连日来造反派在城里闹翻了天，始终摸不着阎红彦在什么地方。
1月5日，是备受煎熬的一天。清晨，阎红彦一起床，就多次要求秘书电话联系，他要立即到造反派中间去做工作，要他们退出军区大院。
军区领导来电话了，告诉他，秦司令员已亲自出面向造反派说明，阎政委和省委其他人都不在军区内，要他们撤走。他们根本不听，竟把小卖部搬进来，准备安营扎寨。军区已经组织了代表团与造反派接触。秦司令员强调：“现在情况极为复杂，工作由军区来做，阎政委千万不要来。”
省长周兴也出面作了工作。造反派是“重任”在肩，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什么也听不进去。周兴告诉阎红彦：“那 里根本没有有组织的群众，乱哄哄像个自由市场。你去了根本无法做工作。你目前的身体状况那么差，绝对不能去。更何况去了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夜沉沉，风啸啸。在阎红彦的执意坚持下，他的车子行进在夜色中，飞快地向市区驶去。但他不能进军区大院和省委办公楼。他只能在远处观察一下，在一个僻静的处所听了汇报。
省委办公楼被造反派占领了，各式各样的造反旗子，在夜风中哗啦啦张扬。省委办公楼的门上、窗上、走廊里，到处贴满了“砸烂黑省委”、“打倒阎红彦”、“批判保皇派”等等大标语。省委书记们被冲得四散了，办公室被占领了，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也没处落脚办公了。“你想进去看一下，都不可能了。”
阎红彦听完汇报，只能跺脚，对天慨叹！
当晚，阎红彦和周兴只好又返回小麦峪。
1月6日，阎红彦的家被抄了。当天上午，赵健民正在书记处办公楼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忽然得知造反派要来揪阎红彦。
赵健民立即宣布：“你们都走，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
省委书记、常委们，立即行动，按照赵的意见，很快离开了会议室。赵健民一个人留下来抵挡。
造反派大队人马，开着宣传车，直奔书记处办公楼而来。
赵健民从窗子里看到造反派爬墙而入，立即叫人把门打开，挺身而出，迎了上去。
他大声告诉造反派：“我是赵健民，阎红彦同志不在这里。”
造反派气极败坏，抓不到阎红彦，就将赵健民推上卡车，带到了昆明军区大院。
他们追问赵健民：“阎红彦到哪里去了？”
赵健民正气凛然，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但不能告诉你们。”
“你既然知道就带我们去抓他。”
“这不行。不过我可以和你们商量、谈判、定几条，然后约个时间、地点，阎红彦和你们见面。”
“哪几条？”
“第一条，你们的人撤出昆明军区大院；第二条，阎红彦同志来后，不能进行人身污辱，不戴高帽子……你们答应这几条，我一个电话他就来了。”
但造反派按照“群众专政”的逻辑，怒吼道：“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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