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边挨斗，一边按照党的传统做法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他始终坚守岗位，没有放松自己的领导责任。

　　三级干部会议无法正常进行，不断停下来被勒令去参加批斗大会。所以，会议从11月5日断断续续开到30日。我从头至尾参加了这次“三干会”及各种批判会，一直在阎红彦身边。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不理解”

　　在“造反派”的狂呼乱叫面前，阎红彦像在大敌当前的战场上，大义凛然，昂首挺立，沉着应付，说理斗智，不卑不亢。

　　他坚持原则，保护干部，坚持党的政策。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也从来没有表态赞成把谁打倒。

　　每当“造反派”指名逼他下令“罢官”时，他总是耐心解释：“干部有缺点、错误，是个批评教育问题，

　　党的政策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全省干部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欢迎大家批评。”“动辄罢官，不是党的传统。”“干部是党的干部，也是党的财富，是由党组织管的，我个人无权撤哪个干部的职。”

　　他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坚持自己的基本观点，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强烈不满和抵触。他说：“对于这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不理解”。“我们没有认识到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动力，又要当作革命对象。”“也很不理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运用‘四大’的形式，批判自己。”“所以，当时我们说过，省委是牛鬼蛇神，当然就应该轰，如果不是，就不怕轰，也轰不倒。”既说出了广大干部迷惑、疑虑、委曲、愤慨的复杂心声，也为各级领导干部如何应对这种激烈、尖锐、错综复杂的局面，作出了示范和演练。

　　当时，“中央文革”通过“热线”，随时掌握着云南的情况。11月中旬的一天，江青在北京召开大会，听取红卫兵从云南“放火”回京的汇报。他们指责：“昆明文化大革命还是死水一潭”，“局面没有打开”，“保皇派还在保护走资派掌权”，“要求中央文革增派力量，赶赴昆明，彻底扭转局势”。不几天，北京街头就到处贴出通告：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等已向红三司发出命令，要他们增派力量，支援云南。大批红卫兵，已陆续出发。

　　根据这一情况，云南省委立即开会，研究对策。阎红彦说：“北京派这么多红卫兵来云南干什么，不带几件血衣回去，他们能交了账吗？”他要求大家考虑周密一些，准备充分一些，防止有人制造借口，挑起事端，扩大事态。

　　大批南下红卫兵一到云南，就和当地造反派纠合在一起，挥舞起江青、陈伯达的“尚方宝剑”，煽风点火，狂轰滥炸。对阎红彦的批斗更集中，更频繁，火力更旺了。

　　有一天，阎红彦被轮番批斗了11个小时，晚上，又被造反派抓去批斗。在批斗间隙，一个小姑娘偷偷给阎红彦端来一碗荷包蛋，轻声地说：“阎伯伯，你赶快吃吧，这是妈妈让我送来的。”阎红彦一口也咽不下去，只能让孩子端回去。孩子说不出话来，望着阎红彦，眼泪顺着面颊直往下流。阎红彦抚摸着孩子的头，哽咽了。

　　斗争激烈的时候，昆明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一致举手通过：“保护阎政委”。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责成负责内保工作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负责阎红彦的安全，而且要“绝对负责”。安排情况要随时向他报告。

　　秦基伟说，他这样做，因为一是“担心红彦同志的人身安全。他是省委的核心，如果他有三长两短，省委势必大乱”，二是“红彦同志是中央候补委员、军区第一政委，他出了问题，我无法向中央交待”。

　　为了阎红彦的安全，并使他能得到一点休息，王银山全力以赴，尽心竭力，给他安排了几个“秘密”可靠的地方。可是，他都不肯去。

　　王银山怕阎红彦身体经受不住连续的批斗，一天，他找到了当时已转业到昆明市汽车公司工作的、自己原来的一位老驾驶员，要他以拉阎红彦去批斗为名，把阎红彦从造反派手中抢出来。这位驾驶员开了一辆大卡车，上面坐满了佩带红袖章的人，他们佯称是某个造反派组织派来的，冲进会场，抢出了阎红彦。在城里绕了几个圈子，在夜雾迷蒙中，把阎红彦送到了王银山的家里。王银山把阎红彦安排在楼上自己的卧室休息，自己则在楼下搭了地铺。

“这个局面，我怎么能休息呢”

　　1967年1月1日，经毛泽东审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面对社论，阎红彦估量全国形势，思绪和激情交织成一团，长时间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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