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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为，践踏人权，侮辱人格，只要戴上“革命行动”的桂冠，公然肆虐，任意泛滥。但这个时候，闹得再凶，也还多半限于一部分大中学生和文艺界的少数人。
年近60岁的阎红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面对没完没了的纠缠，他很少顾及个人安危，总是发愁：“这个搞法，生产受损失，明年日子怎么过？”他心力交瘁，仍力求使局势不要失控，尽力维持省委的日常工作，管好全省的生产和人民生活。可是，自己却失去了正常生活。一天忙到晚，疲惫不堪，吃不下，睡不好。人们担心他的身体，劝他抽空休息一下。他总说：“吃这点苦，受这点累，算什么！”“最难的是我们这些人既要领导自己并不理解的运动，又要当这种运动的斗争对象。真难办呵！”
“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件事”
10月初，阎红彦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中央工作会议从10月9日开到28日。主要针对全国各地遇到的强大抵制与阻力，重点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要求“必须转变立场”、“跟上伟大战略部署”；“到群众中去”、“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阎红彦头脑昏沉，眼前一片混乱。他奇怪，他苦恼，像掉进了“迷运动阵”，怎么也弄不明白。他极力镇定自己，反复阅读《报告》、“讲话”，越看思想越乱，对林彪的讲话，仍然是“一句也听不进去。”
会议期间，林彪指使江青、 陈伯达专门召开了一个小会，指定一部分高级干部，特别是原来在军队工作的高级干部参加，鼓动大家揭发批判邓小平，为打倒邓小平造舆论，凑材料。阎红彦和赵增益作为第二野战军三兵团的老干部，被通知参加了会议。 会上，有一个职位很高又是邓的老部下，“揭发”说：“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
江青、陈伯达一伙原以为，由这样一个人提供这样的“钢鞭材料”，会使人们哑口无言，不可能有人提供反证，就是有，有他们在场坐镇，谅也没人敢吭气，自然就成为“会议一致揭发”，就可以把邓小平“一棍子打死”。
不料，此人的话音一落，刚正不阿的阎红彦立即站出来，激动地说：“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件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他指着坐在身旁、时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第一书记的赵增益：“你是当时三纵的作战部长，你说说，你知道不知道！？”
赵增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
两位历史见证人的发言是过硬的，有力的。犹如当头一棒，把他们的如意算盘打乱了，把阴谋戳穿了，会场沉默了，会开不下去了。
在场的江青、陈伯达如坐针毡，恶恨恨地看着阎红彦，会议只好草 草收场。 康生很快就把阎红彦正式列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名单”。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从一位“四人帮”掌权时期的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资料柜中查出来的，资料上有明文记载。
接着，江青亲自出马，指使北京“红三司”（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增派力量分批南下，帮助云南迅速打开局面，“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揪斗阎红彦。当时，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已有具体表达。
11月初，阎红彦回到昆明。
形势发展得出乎意料的快，全城到处贴满大字报和标语：“打倒‘三反’分子阎红彦！”“舍得一身剐，敢把阎红彦拉下马！”“阎红彦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批判大会、声讨大会、控讨大会，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激烈。
斗争升级了，火力更猛了。
阎红彦的身心受到了他革命一生中最残酷的折磨。他不顾高血压、心脏病，带病挨斗；有时甚至不能吃饭，不能喝水，斗争会接连不断一开就是一天。口干舌燥，还要不停地应付那些没完没了的无理纠缠。一不小心，还会陷入故意编织的圈套，“逼你犯错误”。
他一边挨斗，一边按照党的传统做法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他始终坚守岗位，没有放松自己的领导责任。
三级干部会议无法正常进行，不断停下来被勒令去参加批斗大会。所以，会议从11月5日断断续续开到30日。我从头至尾参加了这次“三干会”及各种批判会，一直在阎红彦身边。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不理解”
在“造反派”的狂呼乱叫面前，阎红彦像在大敌当前的战场上，大义凛然，昂首挺立，沉着应付，说理斗智，不卑不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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