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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一下，又说：“8号如果开不成，最迟9号开。开会地点，两个地方都可以，你征求秦司令员的意见，由他最后定了就行。”
这次王银山来小麦峪汇报，在场的还有周兴、王腾波、阎和周的秘书。大家谈到深夜12点钟，王银山和秦司令员的秘书才驱车回城。
阎红彦对王腾波说：“抽烟的人多，屋子里烟雾沉沉，我头都发昏了。你先去睡，我再溜达几步就睡。明天早点起来，还要开会。
1967年1月8日，是阎红彦到小麦峪的第4天。
凌晨一点多。秘书叫醒了阎红彦，告诉他：“省委副秘书长王甸转来陈伯达的电话。”阎红彦立即起床，一拿起话筒，便听见对方气势汹汹，满口的福建土话。阎红彦不能完全听懂他说些什么，但听得出是一种斥责的口气：“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见不得风雨！”
阎红彦一听就十分反感，气愤地说：“我听不懂你的话！”
对方就让汪东兴当翻译、转达：“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不要怕群众！”“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几次要回话，都被对方蛮横地打断了。
阎红彦像连珠炮，一口气几个“为什么？”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施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
“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陈伯达也不想听他讲些什么，只顾吼叫：“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
“你们要到群众中去！”阎红彦义正词严地予以申诉：“我就不承认你是在代表中央讲话！”
“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阎红彦说完，便愤怒地放下了电话。他一边走，一边骂：“他娘的，简直拿党和人民的事业开玩笑。”
“我们又不是怕群众。”阎红彦心头在剧烈的颤抖，实在平静不下来。他推开周兴的门，激动地谈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并要马上进城去，到军区大院去！到造反派中去！
周兴劝他：“半夜三更的，去了又有什么用！还是明天早上去好了！”
阎红彦回到自己的房间，心烦意乱，口干舌燥。端起桌子上放的一杯水，一饮而尽，熄灯休息。
黎明前，大约4点多钟，几天来都没法找到阎红彦的造反派，现在“根据可靠情报”，开着一队队汽车，朝小麦峪冲来。隆隆的马达声，嘈杂的人声，乱成一片。
门卫紧急电话报告：“造反派冲进来了！”
秘书接电话后，立即跑进房间，催阎红彦：“赶快起床！”连喊几声不见动静，就走了。警卫员又进去喊他时，打开了灯，发现阎红彦已停止呼吸！并发现桌子上有一张纸条：“腾波，对不起，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
“被害？”“自杀？”都留下了令人难以琢磨的痕迹和疑点。小麦峪，像一个“仙境”，黎明前特别昏暗，迷漫在云遮雾罩之中……
眼前无法更改的事实是：阎红彦走了！含恨而去！
“阎红彦是个好同志”
周总理知道阎红彦的死讯后，大吃一惊，茫然发问：“阎红彦真的死了？”
1月12日，他用专机把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和在混乱形势下专门负责阎红彦安全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等人接到北京，亲自听取汇报。并沉痛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他还一心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该死呀！”
王银山两次检讨说：“总理，我没有保护好阎红彦同志。”
周总理意味深长地说：“你一个人是保不住阎红彦的。”
2月中旬，在 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会上， 谭震林再也按捺不住，大发雷霆，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