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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集中力量逼着赵健民带他们去找阎红彦，被赵断然拒绝。赵说：“你们批判省委和阎红彦的缺点错误，不应该进驻军区大院。昆明军区是边防军区，是解放军的领导机关。你们用冲击军区这种手段逼迫阎红彦，我不赞成。你们撤离军区大院，我就让阎红彦来同你们见面，参加你们的大会。”话音刚落，造反派就大吵大闹，呼喊：“打倒李井泉！”“打倒阎红彦！”“打倒赵健民！”
赵健民的鲜明立场和坚定态度，成了造反派头头们蛊惑人心、煽动群众的口实。首先，黄兆琪用高音喇叭煽动说：“赵健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就是不告诉我们，怎么办？”接着就是几个人起哄乱吼：“戴高帽子！”“游街！”
马上，八个彪形大汉，蹬上了汽车顶篷，把早已准备好的高帽子，强行卡到了赵健民头上。赵健民伸手便把高帽子扯下来，撕掉了。
他怒发冲冠，厉声抗议：“我是共产党员，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这是对共产党的污辱！”
恼羞成怒的造反派也乱吼：“这是对造反派的挑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抗！”“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忠！”疯狂者气极败坏，八个彪形大汉一齐动手，反扭赵的胳膊，强行按在车顶的行李架上，卡着他的脖子，不让他说话，更加重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
他们把一个年近60岁、为革命奋斗一生的老同志，扭胳膊、揪衣领，强行卡上高帽子，硬按在汽车顶的行李架上，沿昆明市主要街道，游行示众，达3个多小时。
一路上，赵健民极力反抗，先后撕烂6顶高帽子，一路大声喊叫，大骂造反派“反革命”。“你敢骂毛主席的红卫兵？”“老反革命！”他们用力死死卡住他的脖子，不许乱动。直到把他扭伤，说不出话来。
造反派的这一“创举”，震惊全城。
从下午2点15分驶出的游街汽车，到5点30分才回到军区大院。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的赵健民，疲惫不堪，气息奄奄，被送进了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治疗。夜里，省委卫生所的医护人员，又把他抢出来，送到了昆明军区总医院。经检查发现，赵健民的脖子已骨折。造反派不相信，要求自己派人检查。医院拒绝后，又进行了反复检查，结论依然是骨折，需住院治疗。
“我就不承认你是在代表中央讲话”
1月6日傍晚，阎红彦和省长周兴一道，听取了王银山的汇报。当听到赵健民挺身抗争、被强行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时，他悲愤至极，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
1月7日一大早，造反派把大队人马开到了云南省军区，硬逼着军区领导立即交出阎红彦。直到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亲自出面，以38年党龄和省军区政治委员的身份担保，阎红彦不在省军区内，造反派才不得不怏怏离去。
阎红彦在省委、党政各部门、两级军区的保护和安排下， 一面说服工人、干部、群众“保持克制”，“避免冲突”；一面就是不理、不见造反派，任凭他们四处抄抓。 1月7日下午3时左右，阎红彦亲自接了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的电话。他们在电话上交换了对当前工作的意见：阎红彦委托秦基伟负责筹备省委书记处会议，并确定开会的时间、地点。
下午8时左右，一辆军用汽车来到了小麦峪。
车上下来的，不是秦司令员，而是王银山和秦司令员的秘书。
秦司令员托秘书送给阎红彦一张字条：“红彦同志，情况有变化，我现在不能来了，我的处境很不安全。”阎红彦一惊，感到“情况不妙”，没想到形势这么严重。
秦的秘书汇报了昆明军区大院被冲击后的一些情况。王银山汇报了省委发往北京的电报，昆明军区已乱得无法发出去了，是经由云南省委发出的。
王银山接着又向阎红彦报告：“叶帅从北京打来电话，很关心你的安全。”
阎红彦眼睛盯着王银山，急切地问：“叶帅怎么说？”
王银山一字一句地详细作了汇报：叶帅问：“阎红彦现在什么地方？安不安全？”王银山回答：“电话不保密，不好告诉你。”叶帅又问：“他身边现在都有些什么人？”王银山回答：“秘书，夫人，司机，警卫员。”叶帅问：“你们能不能绝对保证他的安全？”王银山说：“一定尽全力保证阎红彦同志的安全。”
叶帅指示：“要说服造反派，不能抄阎红彦同志的家。”
王银山不得不如实地回答：“他的家已经被抄了。”
叶帅难过地叹了一口气，放下了电话。
老帅的关怀，使他感到温暖和安慰，也使他体察到局势的严峻。
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步，沉重地说：“叶帅也管不住了！”接着，他催问书记处的会议准备得怎样了？王银山边说边 画了两个开会地址方位图。一个是机场警卫部队驻地，一个是林家院子（监狱）。 阎红彦急切地说：“这个会，明天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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