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及时播种、收获、储藏和利于先民生活，炎帝又继续和部落管理人员（臣）研制历书。《路史·禅通纪·炎帝纪》载（译文）：“乱了季节就不能种植，气候不正常就会产生灾害和疫病。于是神农推算一年节气、每月朔望和日名干支，确定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时辰。教民除去百物熏蒸的气味，不要坐在潮湿的地上，以免得病。定元月初一为年月日的第一天，称摄提。以岁星（木星）运行确定纪年法，称太初礼。令巫咸等占卜测吉凶，确定事物的成败。炎帝将伏羲的八卦演为六十四卦，以应对万物之求，助成神化之工。”太初历对炎帝发展农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农耕时代的到来，对中国以农业著称之文化的发展和文明起源有着重要作用和划时代意义。
（1）炎帝时代的农业
炎帝八世（一说17世）相传千余年，世代称“炎帝”，先民的创造发明均记在其名义下，所谓炎帝的“创造发明”，实为姜姓部落集团的集体之创造。东汉班固《白虎通义》云：“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王充《论衡·感虚》篇云：“神家之揉木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谷，谷始播种。耕土以为田，凿地以为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谷以拯饥。天地鬼神所欲为也。”足见其农业的兴旺发达。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看，炎帝时代（约6000-5000年前），在西至今青海、东至山东、北至内蒙古及辽宁、南至长江的“北方”，已形成广袤的“干旱地域粟作农业区”。青海湖以东、渭水流域（今甘肃东部和陕西关中）、汾水流域（今晋中、南部）、中原（今河南伊洛河、汉淮河流域及东部平原）、黄河下游（今河北南部及山东）、辽河（今辽宁南部）等地，已形成面积不等的以粟为主要农作物的区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最早而命名的“仰韶文化”，以河南大部分、晋南、陕西关中为中心，涵盖了内蒙古、丹江流域（陕南、豫西南及湖北长江以北的部分地区）及青海、甘肃东部的广大地区。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约与仰韶文化相当，波及豫东、长江以北的江苏、安徽地区；“南方水域稻作物农业区”，炎帝时代在今湖南、浙江以北，长江以南，在长江及其支流地区，洞庭湖、鄱阳湖、太湖，以及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江浙等地的平原、盆地，也形成了面积不等的稻作农业区。先民多以“干栏式”房屋居住，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从先民的成分说，既有土著（蛮与古越），又有炎帝、太昊后裔等从江北迁入之族民。就“两河”流域的分布看，姜姓炎帝部族的中心区域仍是在黄河流域，后裔族民已布于江南。石兴邦先生考证：“在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期（距今6000年）即庙底沟文化时期，仰韶文化的发展已形成一个大的原始部落王国，由中原向四周发展，南达江峡、江汉地区，西至黄河上游的洮河（属于甘肃）、湟水（属于青海）流域，东北到辽河上游与红山文化（今辽宁、河北及内蒙古部分地区）相接触，东南到淮河下游并与东南的（浙江）马家滨文化族群相融合，形成了一个大的富有融合性和凝聚力的文化体系，以龙、鱼、花、鸟、蚌、蛇等为图腾的氏族和部落社会，内蒙古的土龙、河南（濮阳）的蚌龙和湖北的石子龙将三龙相连，将这一文化体系的各氏族和部落凝结在一起。这时，成长于海岱（今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其南的马家滨文化，西南（湖北与重庆四川）的大溪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等诸文化共同体，都有仰韶文化的因素渗入其间，反过来也给后者比较大的影响。”②我们如此辽阔地区的“仰韶文化的因素渗入”，充分证明了炎帝部落集团族民在大江北、南分布地区的广泛。从而证明了史学和考古学界的研究，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不谋而合”。从大江南北的考古发现看，炎帝时代黄河流域主要的农作物是粟、黍，次之是豆类、稻、蔬果等，江南主要是稻，次之为粟、豆类等，家庭饲养业主要有牛、羊、猪、狗、鸡等。生产工具南北类似，分石质、木质、陶质、骨质及蚌质等类，且皆有了粮食加工的器具。从遗址发现的窖穴、灶坑看，粮食已成为主要的生活资源，除供食用外，还有一定的储藏。王桢《农书》卷一云：“神龙尝百草别谷，烝民粒食，后世至今赖之。凡人以食为天者，可不知所本耶。”足见炎帝发明农业（子孙又发扬光大）对国计民生是多么的重要，对以农业著称之中国的发展影响是多么深远！从此奠定了以农业为代表的中国文明之基础。
2、炎帝时代的手工业和货物交换
史载炎帝发明陶器，实为“发展”了制陶业，也是仰韶或其约同期文化的最高成就。从选料到烧制都形成了一定的工序，器类增多，炊具有鼎、甑、釜、灶等，灶可以随需要而移动，使用方便；饮食器有碗、钵、盆、盘、杯等；取水用具还有小口尖底瓶等，盛水或食物的有瓮、罐等。尤其是彩陶器，纹饰更为精美。当时从事制陶的人多是妇女，一般还是手制。陶器的发明对人类的生活有着重大的意义。在这以前，人类加工食物一般采用烧或烤的方法。有了陶器后，人类增加了煮食物的方法，并且便利了饮用水的运送和储存，使人类进一步有条件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居住和生活，并扩大了从事农业生产地域。所以，陶器的制作是人类与自然界斗争中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创造，也成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太平御览》引《周书》佚文记载了这件大事，曰“神农耕而陶”。生产、粮食加工、渔猎、制衣等工具制造也进一步发展，器形种类增多。出现了磨制石器，发明了钻孔技术，可以在石制工具上安装木柄或穿绳子。木耒、骨耜、石镰等增多，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力。此外，妇女从事的纺织、缝纫业等也有所发展。从河南陕县庙底沟与三里桥仰韶文化文化遗址发现纺轮和陶器上有纹痕迹看，炎帝时代先民已会捻线织布；陕西华县泉护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布痕（每平方厘水有经纬线各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