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伴虎”的危险境地。可徐向前一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这就使他在纷繁复杂
的政治斗争面前显得格外天真，对于这“突然”的变故感到“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束
手无策。
徐向前是个天才的革命家和军事家，但不是政治家，他缺乏政治家特有的敏锐、胆
识和韬略。这从他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反应便可看出。
1931年9月中旬，张国焘开始在红四方面军中“肃反”。
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二十余人相继被捕。对于这突如其来
的变故，忙于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陈昌浩告诉他：“八月初，我们
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团体，叫AB团（“AB”二字，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
缩写），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准备九月十五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
在一些县委、区委里也发现了改组派，牵涉到我们的部队呢。现在逮捕的都是改组派、
反革命”。徐向前听了将信将疑：在苏区和红军中前一两年也搞过肃反，也抓过一些人，
大多是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或是敌人派来的探子。而现在抓的，大都是在一起打游击的，
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改组派？说这些人是反革命吧，过
去长期在一起战斗、生活，确实都是些好同志；说不是反革命吧，又拿不出证据来。他
心中虽然有疑团，但还是抱着相信党、相信群众的信念，即使他的爱人程训宣无辜被抓，
他也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徐向前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反映迟钝，不仅是在战争年代，解放后还是如此。在十年
动乱中，徐向前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历经风险和坎坷。从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
报》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被打倒。
这一系列事件，徐向前都感到茫然。急风暴雨，许多事他来不及细想，更想不到会
愈演愈烈，搞得不可收拾，一闹就是10年。
1966年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来京人员大会。会场里人山人海，
群情激奋。周恩来、陶铸接见学生后退席，陈毅、徐向前、贺龙、叶剑英先后讲话。陈
毅比较实锐，他说，今天来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
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徐向前主要讲战备问
题，他说：
“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
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
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叶剑英最后讲话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
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
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或许是因为陈毅、叶剑英的
讲话较为直率、尖刻，针对性较强；而徐向前的讲话多少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大气候”相一致吧。会后不久，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怂恿、支持下，大街上公开刷出
“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而徐向前则被任命为“全军文革组长”。
不错，徐向前的确在一些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滞后”反应，但这种“滞后”反应说
到底只是他求同存异，忍辱求全的一种策略，是他与人为善、避免矛盾的长者风度的一
种表现，而且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也决不是任人摆布的。
中央红军北上之后，张国焘召开另立中央的会议时，有人示意要徐向前发言，他坐
在一个角落里，表情严肃，“吧嗒吧嗒”地猛抽烟，一言不发。纷繁复杂的党内斗争，
使他心里乱如麻团。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浪中，他第一次碰上了最棘手的局面。他一时
理不出头绪，只好用沉默来对待这一切。
会后，张国焘找他谈话，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张国焘的做法。他说：“党内有分歧，
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
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
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有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徐向前仗义执言，张国焘无言以对。他不擅权术，对张国焘的许多行为感到难以理解。
但他光明磊落、不发牢骚、注重实干，张国焘也不得不敬畏他三分，没敢对他下毒手。
对于“肃反”，他虽然感到“糊涂”，但还是据理力争，保护了陈锡联、陈海松、
周希汉等同志。但对张国焘想要蓄意谋害的“异己”分子，他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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