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起事端的张国焘在整个批斗过程中始终保持超然的姿态。他让沈泽民、陈昌浩等人打头炮，而自己默不作声。在初步打击许继慎之后，他又出来做好人，拉着蔡申熙找许继慎、曾中生谈心。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曾中生一向态度鲜明，这次也不例外。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次会议出现了很不好的苗头。沈泽民闭着眼睛念经，根本不了解苏区的实际，他所提的见解都是照抄照搬的教科书，特别是他在党内动辄给人戴帽子、打棍子，已经引起本地干部的强烈不满。他脱离这次会议的主题，收集道听途说的传闻来攻击许继慎，应该公开批评。党内不能开此先河！”

　　张国焘见曾中生批沈泽民偏离会议主题，也拿会议主题做文章：“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反‘立三路线’和‘右倾政策’，不应当转移目标去批评沈泽民。他最多不过是缺乏经验，说话有时不完全恰当，这是可以谅解的。目前大敌当前，应该一致对外，希望继慎同志不要心存介蒂。”

　　许继慎心里明白，把炮放得山响的沈泽民只是书生意气，而不动声色的幕后主使则是这位“钦差大臣”。为了红军的事业，他决定忍辱负重，表态说：“自参加革命那天开始，我就将个人的生死荣誉抛在脑后。对于泽民同志、国焘同志，有意见我还是会提的，但组织的决议我保证无条件地执行。我现在只想一件事，就是上前线，打胜仗。”

　　1931年夏，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正处于最紧张的时期，中共中央要求各战略区域的主力红军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援助中央根据地。7月上旬，鄂豫皖苏区军事委员会在商城余家集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四军行动方针，史称“余家集会议”。

　　会议在余家集一个祠堂举行，十几张条凳围着一张八仙桌。张国焘坐在正中的一张太师椅，发表“高见”：“援助江西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是我们当前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大的任务定下来后，现在要讨论的就是如何援助。我考虑了几天，可以说忧心如焚、寝食难安，我想起了孙子的一句名言：‘击敌之所必救’，也就是说要想办法让围攻中央苏区的敌军回撤。怎么才能迫敌回撤呢？攻击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我的计划是这样，红四军先打英山，然后出潜山、太湖，打下安庆，再进击南京，抄蒋介石的老窝！”

　　他的建议令红四军将领目瞪口呆，曾中生、徐向前不停地摇头，许继慎更是按捺不住地发出冷笑。

　　“继慎同志，你笑什么？”张国焘恼怒地问道。

　　“张主席，你看过皖西的地图没有？”许继慎直接戳到张国焘的痛处。他一边在地图上比划着，一边说：“从英山到安庆，仅直线距离就有四百多里，其中大部分都是白区，沿途还有两个旅以上的国民党正规军需要扫除。杀敌一万，自损三千。除去战斗减员外，我们从英山东出，每攻一地，都需要留兵镇守，这样逐次减兵，还能有多少兵力可以攻击安庆？根据我的计算，即使红军能够顺利冲到安庆，手上能够运用的兵力也只有两三个团，用两三个团去攻打敌人重兵设防的大城市，能有多少成算？恕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东出计划是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冒险计划，纯属纸上谈兵。”

　　辛辣的语言，像鞭子一样抽到张国焘的脸上，平时看不出春夏秋冬的大方脸上红一块白一块。他强压住心中的怒火，说：“既不能光听我的，也不能光听你的，还要听听大家的，都说说吧。”

　　曾中生、旷继勋、刘士奇、徐向前、周维炯等红四军将领都不同意东出计划，他们一致赞成曾中生提出的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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