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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项羽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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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在面对敌人时心肠够黑够狠,后者却屡因妇人之仁而耽误大事。于是范增只好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对于厉害关节,范增始终是洞察得非常清楚的,也具有远见卓识,只可惜项羽一贯奉行武力,于智谋之道不甚看重,君臣间始终没有架起有效的沟通桥梁。当听说刘邦脱走之后,范增也只能长叹“竖子不足与谋”了。然而,他虽然明明白白的看穿“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却终究没有投入刘邦麾下,反而一如既往的为项羽筹谋画策,试图挽狂澜于即倒,体现出一种逆天道而强行的态势来,煞费苦心将刘邦转封至贫瘠的汉中。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谈起作《史记》的缘由,说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所谓“究天人之际”大概便是指要探讨“天意”与“人力”的分界所在,即一件事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凭人力来决定,超过该极限后便属“天意如此”,任谁也无能为力。范增身上便多少体现出了这种思索的痕迹。 只可惜,范增固然能够将刘邦调离关中,刘邦却也同样有办法将他从项羽身边调走,以至于最后“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司马迁描写范增凄凉的下场,或许便是要做项羽乌江自刎的预告,因为大凡不善于采纳众议、喜欢搞“一言堂”的人,总是免不了要同楚霸王那样“别姬”的。 最断魂处,唯见莽莽神州,暮山衔照,数声哀角。 失去范增之后,项羽的言行愈发加速了自己的败亡。他犯下的第一个错误,是对刘邦的性格做了纯幻想式的错误预期,妄图与这个在逃亡时连亲生儿子都能推下车的家伙谈什么父子之情,摆出“烹太公”的姿态,想要迫刘邦就范,结果却被三言两语轻易糊弄过去。他的第二个失误是与刘邦议和,接受楚汉二分天下的提案,这无异于明白告诉世人,刘邦已取得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而当时任谁都可看出两雄的不并立之势,于是诸侯纷纷倒向后起之秀,无情抛弃了已显出明显衰退迹象的“西楚霸王”。正所谓“一着棋差,满盘皆输”,项羽陆续犯下的这些错误其实已经无关大局,至于范增临行前那句“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却不知含有几许冷笑的成分在内? 如果可以把《史记》当作剧本来看的话,那么司马迁无疑便是中国的莎士比亚。“平生不信,人间更有离别。”(刘因《念奴娇》)项羽这个一路血染征途厮杀过来的大英雄,在穷途末路之际,终于流露出儿女情长来。慷慨悲歌后,霸王决定突围。 《史记菁华录》的作者姚苎田在此有段颇长的眉批,大意是说:当项羽率二十八骑溃围之时,显然求生的意愿极其强烈,但为什么到了乌江边却又放弃东山再起的机会?他的答案是:给项羽指路的“田父”以及乌江之畔的“亭长”,均为汉军细作,项羽正是因为看穿了“乌江亭长”的真面目,自知上船亦无法逃生,因此才笑道:“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宁可战死也不上船遭擒。 至于我的想法却恰好与姚先生相反,即项羽原本就已抱定必死之心,绝不是为了“生”而突围,他是要在临死前再度展现自己的实力,希望能给麾下二十八骑生还的机会,并籍此证明“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因此才有“今日固决死,原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等寥寥数语。是故当他见到小船仅仅可容一人之时,索性便将坐骑赐给亭长,愿与部属共存亡,“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 同样是“背水一战”,在钜鹿时是为了求生,在此却是为求壮烈。虽然“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但是个人的力量总归有限,面对潮水般纷纷涌上的敌人,霸王也终将乏力。可是他死得仍不失慷慨与豪爽,以马与长者、以身与故人,可叹项羽至死也未能幡然摆脱那“妇人之仁”。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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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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