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与秦始皇的最大不同，在于他在四年之中就由人生的巅峰跌至谷底。因此，将残暴列为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值得斟酌。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我们作一点假设，探讨一下项羽失败的原因，就会发现，政治幼稚、军事被动对项羽的失败造成的影响，比项羽的残暴更为重要。

　　如果项羽政治上成熟一些（当然，一个政治成熟的人不会像项羽一样残暴），他至少有三次可以消灭刘邦的机会：

　　第一，项羽入关。

　　项羽率领四十万大军，挟巨鹿之战胜利之威，进兵函谷关，却遭到刘邦兵团的阻击——不准入关。如果此时项羽认识到秦朝的灭亡是刘邦、项羽相互关系的历史拐点，那么，项羽就有了一个消灭刘邦集团的最佳借口——不准入关。以项羽此时的军力和威望，可一鼓作气彻底解决刘邦集团。

　　第二，鸿门宴上。

　　刘邦必须来鸿门赴宴，以便给项羽一个说法、解释，这使刘邦面临两难的处境：不来解释，会招致毁灭性的军事打击；来解释，有可能遇害。二害相衡取其轻，刘邦必来！

　　刘邦带领一百多个随从来鸿门赴宴，岂不是项羽除掉刘邦的最佳时期？

　　第三，出兵关中。

　　汉元年八月，刘邦在接受项羽分封后回到汉中仅仅三个月，就出兵关中，三秦王中除了雍王章邯还坚守在废丘外，司马欣、董翳都投降刘邦。章邯坚守废丘，整整坚持了十个月。章邯这十个月在等什么？他时时刻刻在等项羽！如果此时项羽出兵关中，与章邯里应外合，趁刘邦在关中立足未稳，至少可以将刘邦逐出关中，赶回汉中，甚至有可能一举消灭刘邦集团。但是，项羽此时仍然没有认清刘邦是他称霸天下的最大敌手，置刘邦于不顾，而出兵齐地，深陷齐地不可自拔，给刘邦以可乘之机，使其巩固了关中之地，举兵东进，占领彭城，引发了彭城之战。

　　这三次机会，项羽如果能把握住其中的任何一次，刘邦、项羽的历史都可以重写。

　　项羽是楚汉战争时期最出色的两大军事家（项羽、韩信）之一，但是，项羽在楚汉战争中最大的败笔，恰恰是军事上太缺乏战略眼光。如果项羽在刘邦派韩信经营北方战线之前，及早开辟北方战场；如果项羽在韩信开辟北方战场之初，就精心应对北方战场，那么，刘邦就不可能最终在战略上形成对项羽的包围，项羽最终也不会因为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而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

　　项羽在军事上缺乏战略眼光，对项羽的最终失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把项羽的政治失误和军事失误与项羽的残暴相比较，就应当承认，项羽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残暴。

　　我们在理论上都承认这样一个真理：失人心者失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但是，我们在楚汉战争的现实中却看到了另一个“真理”：残暴并非是项羽失败最重要的原因，至少与政治幼稚、军事被动二者相比是如此。

　　为什么我们承认的真理在楚汉战争中就不灵了呢？

　　第一，残暴的滞后作用。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的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我们也要明白，民心发挥作用得有一个过程。换句话说，一个统治者的残暴为天下苍生所认识，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项羽的残暴表现得最集中的是两种情况，一是坑灭秦朝降军，二是对久攻不克之地的屠城。前者虽然引发了关中父老的仇恨，但对于天下苍生来说，屠杀秦军毕竟是让他们感到快慰的事；后者虽然令人发指，但这并不是项羽的常态。毕竟，激怒项羽，使他以屠城的方式来发泄内心怨恨的情况，并不是经常发生的；因此，大多数天下苍生认识到项羽的残暴，必然会有一个过程。像残暴一类丧失民心的因素发挥决定性作用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它不可能那么快地发挥作用。

　　从秦始皇的残暴到秦朝的灭亡，中间经历了十五年的时间；而且，在始皇死后，二世仍然继续施行暴政。这样，民心的向背才起了作用。

　　第二，政治、军事的直接作用。

　　和民心的滞后作用不同，政治、军事上的举措，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就能呈现出巨大的影响力。如果项羽入关以后就集中力量以军事手段解决刘邦集团，如果项羽在鸿门宴上立斩刘邦，这种举措片刻之间就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所以，我在《百家讲坛》“汉代风云人物之项羽”的系列讲座中，并没有把项羽的残暴作为项羽败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是把项羽的政治幼稚和军事被动作为项羽失败的两大主要因素进行了重点分析。

　　但是，提到项羽的失败，为什么总会让人想到项羽的残暴呢？

　　我们太喜欢重复我们已知的真理（包括民心得失与天下得失的关系），我们太喜欢以我们知道的真理来解释历史现象。既然项羽已经失败了，既然他为人非常残暴，那么，残暴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首选的项羽败亡之因。

　　历史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真理并不是万能的，真理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解读历史现象的最好方法是具体分析。

　　项羽嗜杀，为人残暴，尤其是屠城一事最为后人诟病。但是，人们只记住了项羽屠城，似乎忘记了刘邦也有屠城的记录。《史记·高祖本纪》载：“使沛公项羽别攻城阳屠之。”这条历史文献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刘邦和项羽曾经联手屠城。对于这条文献记载，人们好像得了集体失忆症一样，都淡忘了。

　　屠城是一种发泄，更是一种威慑；但是，屠城的残酷历来受到人们的严厉谴责。

　　刘邦不仅在反秦之战中有屠城的记录，而且在诛杀项羽之后也曾经想屠城以泄愤。

　　项羽自杀之后，西楚诸地都向刘邦投降了，唯有鲁地不降。刘邦闻讯，最初想率天下大军屠灭鲁地（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后来却又改变了态度。

　　刘邦对项羽从来都是一路追杀，绝不留情；即使鸿沟议和项羽释放了太公与吕雉等人质，刘邦也不顾信义，撕毁协议，追杀项羽。为什么鲁地为项羽坚守，刘邦却改变屠灭鲁地的初衷呢？

　　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刘邦灭项之后，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经大功告成，就要成为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了。此时的刘邦已经在考虑“后项羽时代”的舆论主旋律了。

　　项羽的败亡宣告了刘邦称帝的开始，面对这么一个新时代，在舆论宣传上提倡什么，是刘邦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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